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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
作者:minotaur
发表时间:2021-01-08
更新时间:202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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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皖南事变80周年,好像没人写这个事。最近看了一些大陆方面的书和资料,角度当然是站在共军这边的。不过我试图从相对中立的立场解读,也有不少收获。

皖南事变有点像了夫妻吵架,你一回合我一回合,互相赌气,其实都有责任。但女方再不讲理,男方也不能家暴,动手了性质就变了。从现在来看,谁先动手也不好界定。黄桥之战起因就是共军去占了别人的地盘,国军打回来,但中共还可以说是自卫还击,但之后曹甸之战是共军主动打国军,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皖南实质上是国军对黄桥之战的报复。但是按道理国军应该去找苏北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算账,但是中间隔了个敌占区和汪伪。于是打了江南新四军。但江南新四军是项英统帅的,据说他跟王明走,比较老实。所以国军输理的地方在于,一家几个兄弟,老三惹了你,结果你去打比较老实的老二?

但是江南新四军项英部也有问题,就是他给了国军打他的理由,双方商定路线是北移过江,你超过了截止日期才走不说,还往大后方跑是咋回事?我的看法,皖南事变的另一个没说的原因就是项英等出于私心,不想去江北(中央已经决定到了江北后就调项英去延安,解除兵权),种种理由都是他拖延的借口。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极重,并不是是军部直属部队那么简单。构成新四军的江南游击队除高敬亭的第四支队外,项英一开始统帅的是三个支队共6个团。1,3,5团放在身边,2,4,6团(粟裕,叶飞,陶勇)被放出去扩张。皖南事变损失的就是1,3,5三个主力团外加特务团和直属部队,可以说当初项英领导的江南游击队老部队在皖南事变中损失了至少60%以上。中央后来定论说项英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和发动群众,其实就是很心痛项英没有把这三个主力团也放出去(或许导致55年授衔少了很多上将中将?)。

往前说,曹甸之战刘少奇坑了皖南新四军。如果打赢或者没打,皖南都没事。但偏偏打输了。

最后,不怕神仙般的敌人,就怕猪队友。项英真是一个典型的败事有余的领导类型了。如果不是项英,最差情况皖南成建制突围还是可以做到的。

西安事变后,八路军有了编制,但南方游击队国民党不松口。直到南京失陷,国民党战略需要下,新四军迅速成立。老将还算够意思,一万人给了一个军的编制(对比当年八路军3万人只给了三个师),初期粮饷都管够(以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手大脚惯了,浪费弹药严重,头几天就把子弹打光了)。

国军限制新四军只能在江南一带活动,但是新四军一门心思想去苏北发展。苏北是韩德勤的地盘,韩德勤不想让新四军进来。然后新四军过了江,40年7月底进占黄桥,然后黄克诚率领115师南下配合。10月3日韩德勤的部队大举进攻黄桥想赶走新四军。结果被粟裕等打了个落花流水,主力被消灭了一万多。10月10日新四军和南下的115师会师。共军兵强马壮,刘少奇等一再致电中央建议彻底解决韩德勤部,全占苏北。

说起来韩德勤之主动进攻黄桥,还是国共的理念不同导致的。国军的思路是地盘和军队就是命根子,每支部队都各守各的防区,共军也不能例外。共军的思路是既然是抗日,要发动群众,也可以去别人的防区抗啊。江北新四军的行动,在国军眼里等于是在自己地盘上盖了个房。

而根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而顾祝同的唯一嫡系部队正是韩德勤部,他对韩德勤的关心不亚于中共对新四军的关心,对其损失自然非常痛。于是国民党就指责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肆意扩充;不服从命令;不打敌人专打友军”(也算贴近事实),最后国军要求江南新四军,主要是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主力,别舒舒服服在皖南泾县云岭呆着了,给我统统开往江北跟日军干仗去。

经过交涉,中共答应让江南的新四军开往江北。原因之一是如果江北新四军继续进攻韩德勤,则江南的叶挺处在国军势力圈也会有危险。但是同时叶挺部也故意拖延,以从国军那里敲诈一笔开拔费外加军饷,也即双方以叶挺部是否开拔为条件讨价还价。

曹甸战役成了催化剂。曹甸战役前,顾祝同一直在各种方式寻求和平解决,因为他有顾忌,打吧怕拿不下皖南,苏北那边韩德勤会再次遭到打击,将可能被彻底消灭。所以顾祝同一开始同意叶挺部向东经苏南去江北,这时项英等还在拖延,说你发了开拔费和欠饷我再走,顾祝同说以人格担保,你们到了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于是双方就杠上了。耗了十几天后顾祝同忽然回过味来了,他发现叶挺部新四军去苏北岂不是增添苏北新四军的力量,韩德勤岂不是更危险了。于是改了主意,说新四军只能送非战斗人员走苏南这条路。战斗人员得直接过江去皖北。

共军查明顾祝同纯属恫吓后,就发动了曹甸战役。刘少奇坚持下终于说动了中央,中央认为国军的威胁是虚声恫吓,如果我军继续打韩德勤,国军也无可奈何,所以对叶挺的"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的回复是:"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然后刘少奇指挥江北新四军和115师发起曹甸战役,主动向韩德勤进攻,试图一战解决苏北问题。战役从12月13日打到12月29日,我军伤亡甚重,进展不大。战后总结原因是主观上因黄桥战役造成了轻敌情绪,以为韩部不外如此,客观原因是我军攻坚能力弱。

而曹甸失利后,局势明朗了,国军放心了:共军战力有限,灭不掉韩德勤,既然无后顾之忧,动手条件成熟了。12月25日常公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暗示说叶挺部到了12月31日还不撤离,国军就真的动手;而且许诺只要新四军北上,就绝不妨碍通过。周汇报中央,结论是蒋是在吓之外,又多了哄的一招。

项英拖过了deadline,直到1月4日才行动。而且行动方向不是商定的向北路线,而是向南,冲着后方和国军重兵驻防的地方,造成了中共政治上的很大被动。直到现在对项英是否有一个南进开辟新抗日根据地的"三山计划",仍有很大争议。

1月6日至12日,皖南事变。此际,苏北共军曾想围攻韩德勤换取国军放皖南一条生路,结果皖南失败得太快未成。最后中央采纳了刘少奇得建议,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放弃了对韩德勤的报复。

军事上前后相抵,还是共军吃的亏大。但政治上,我共博得了很大的同情分。一方面因为皖南纯属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国军历来credit不好,而且外战成绩极差,偏偏打自己人战果辉煌。好比班上的学霸,偶尔违反一下纪律,老师也轻描淡写,但学渣就不行。

从国际上美苏都反对国共再次分裂内斗,国内人民也对内战深恶痛绝。日军也恰到好处地在1月24日发动了豫南战役,国共双方想打也不可能打了。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转折点。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完全自立。政治上,其实国军得不偿失。

检讨皖南失败的主要原因;
1.主观上对国军动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一直以为国军是在放狠话,恫吓。缺乏危机意识。(现在很多人也是,整天喊着我不信我不信,不见棺材不落泪)

2. 战略上曹甸战役不该打。没有曹甸,就不会有皖南。要打,至少要等江南新四军撤到江北再打。

3. 项英领导能力不足,才不配位。后来中央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项英,我认为是正确的。

项英的不足表现在:
#1.缺乏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战略眼光,错过北移时机。中央一直皖南新四军遭到国军报复,多次建议项英迅速北移或东进。但项英等可能是舍不得泾县的环境(物产丰富,背靠山区,群众基础好),另外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新四军领导权交给别人(中央决定北移后调项英赴延安解除军事职务)。所以以各种理由拖延。对中央是强调转移的困难,夸大皖南的意义,对国军则是要求发了饷和弹药才走,总之就是想多留一时是一时,寄希望中央与国府谈判中有转机。

为此中央很生气,多次批评,大意是你们管中央要方针,中央早都给了你们。你们到底主张是啥?12月26日中央干脆直接开骂:“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大致来说,皖南对中央有点类似于西路军。中央也只能迁就他们。12月14日中央跟项英说,有可能多争取一个月时间,但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拖延,做好准备在12月31日前。我想如果项英没牺牲,会不会学徐帅写回忆录怪中央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希望来为自己辩解。

这么来看,项英选择南下,其实是小聪明,如果中央问,则说是先向南再向东,真实想法可能是想万一南下受阻,他就可以带着新四军进入黄山天目山,在里面扎根打游击,继续带自己的老部队,这样就有充分的借口不用去江北了。继续往歪里想,可能他出发拖延都是故意的,只要和国军冲突起来,他就有借口进入山区了。

#2.优柔寡断。在很多次重要关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出发就比截至日期晚了4天。即使路线选择错误,一开始行动迅速的话,也不会有太大危险。但项英部携带了不少辎重,行动迟缓,一天仅行40里。到了茂林后因为冒雨疲劳,还要休息一天。结果给了国军充分的时间绕到前面布置阻击阵地。

在星潭受阻后,应该当即立断,因为当面敌军虽然据险但兵力仅两个营,叶挺建议强攻。结果讨论了七个小时。叶挺很气愤地说,赶快下决定吧,即使是错的,我也坚决服从!决定作出后,结果因为缺乏决心,命令一日数变,徒致延误时机,挫伤士气。陈毅后来也说:"这么多部队来回跑,这是游击战的打法。战场上犹豫多变,迟疑动摇,随意改变原来的部署,焉能不败!"

#3无危机意识。一直没有对转移进行认真准备。直到12月26日中央严厉批评后才行动。制定计划不周备,无风险应对预案,比如侦察沿线地形。项英选择的茂林在军事上是个绝地,东西北三面是水,不能徒涉,南面靠山,顽军三个师凭险固守,极难逾越。河两边还有顽军四个师严密控制。因为项英等都死了,所以后人也百思不得其解。

项英当时有三条可选路线。1.直接向东去苏南。这条路前面说了,国军不想让项英部去苏北给韩德勤加压,硬要走必然打仗,地形都是平原水网,不利。2.直接向北渡江,这是国民党要求的,国军已经公布了新四军这条北移路线,大家包括日军都知道。主要担心是江上巡防的日军,怕被借刀杀人。3.就是向南然后沿天目山向东,山区行动相对安全,进可以在山区坚持,退可以达成去苏南然后和苏北的新四军汇合的目的。

#4. 无担当。在危急关头抛弃队伍不告而别,单独潜逃,严重打击军心士气。被认定是皖南事变中所犯最严重的错误。

#5.业务能力不足,但还要插手业务。主要体现在沿袭游击习气来指挥大部队作战。比如转移中,部队人数不多却均分成三部(头一次见到这种主动让敌人分割包围的),结果皖南山高林密,遭遇国军后三部被山谷山崖阻隔,互相不能支援,各纵队均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军部手头即无预备队,也无突击力量,无法在关键战斗上打败敌人。集中全力突围。行军中不占领棱线,部队拥挤在山谷中无法及时探明敌情。不敢硬碰硬。(79年的越南军队就这个毛病)

#6. 领导班子不和。叶挺因为属于从国军空降的人士,所以军事上架空叶挺。表现为即使叶挺是对的也故意不听,以免增加叶挺的威望。比如在丕岭受阻后忽视叶挺建议绕路的建议,星潭忽视叶挺强攻的建议,都是致命的。以致叶挺愤怒地说:"自己不懂军事,又不肯听从他人正确的建议,一错再错,坐失良机,终于到如此严重局势"。叶挺军事能力也并不优秀,但至少指挥过独立团,属于见过猪跑的,最后项英离队了几天之后在12日才由中央任命叶挺全权负责军事,但这已经是最后时刻,拿破仑再世也没有用了。

项英属于错误的人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导致全军为他陪葬。枪杀项英的刘厚总,也挺有意思,他全家被国军枪杀,在耒阳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打游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当地出了名。突围过程中他偶与项英然遇到,一起转移隐蔽了两个月,项英明显更信任他,因为项英的山洞只能住下四个人,结果项英的警卫员住在半山腰,刘厚总反倒和项英住在一起。他杀项英,未必没有对项英的指挥的气愤在里面(相处了两个月该知道的事也都知道了)。刘厚总的下落也是谜,网上说解放后捉到他枪决的报道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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