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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华人心理健康报
作者: cp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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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160501000000 ~ 20160601000000


2016-05-24 09:56:56

主题: 1938年启动,持续75年的研究:哈佛找到幸福生活的秘密
【1938年启动,持续75年的研究:哈佛找到幸福生活的秘密】

 

怎样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获取财富和名望是幸福生活的关键。但哈佛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你能否老当益壮健康长寿,最重要的预测因子不是你聚敛的财富或者得到的恶名。你与家人、朋友和配偶间的亲密程度才是长期健康幸福更重要的晴雨表。

以上是《哈佛成人发展研究》(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的部分结果。该研究项目自1938年启动以来密切跟踪并调查了700多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配偶)的生活。研究揭示了决定人是能够健康幸福地老去还是陷入孤独、疾病和智力下降的因素,其中一些出人意料,另一些则不那么让人惊讶。 

该研究的现任负责人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在最近的一期TED(科技、娱乐和设计论坛)演讲中概述了一些更引人注目的发现,赢得了超过七百万人次的观看。

“我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读那些刊物,”瓦尔丁格博士说。他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我们真的很希望人们知道这项已持续75年之久的研究的存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得到政府的资助,因此,让学术圈以外的更多人了解这项研究非常重要。”

20世纪30年代,该研究在波士顿启动,对象是两组截然不同的年轻男性。

一组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有一个研究团队对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加以跟踪,想知道有哪些因素在他们的成长和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瓦尔丁格博士说:“他们认为当时太过于强调病理学因素了。对成功的年轻成年人进行研究,应该能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这部分研究招募了268名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并对他们进行密切随访、频繁的面谈和体检。近年来,研究还包括脑部扫描、抽血以及访问受试者的配偶和成年子女等。

大约在同一时间,哈佛法学院的教授谢尔登·格卢克(Sheldon Glueck)开始研究波士顿最贫困社区中的年轻人,该部分研究纳入了456名出身于问题家庭但未曾犯过罪的少年。最后,两部分研究合并成同一个项目。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男人进入了各行各业。有的人成了律师、医生或商人……一个名叫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哈佛学生甚至当上了美国总统。而其他人则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沦为酒鬼、职场失意或者患上了心理疾病。至今仍然幸存的研究参与者都已经年逾九旬。

这些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结果。例如,研究显示,要想健康地老去,你可以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吸烟。研究还发现,自由派老年人比保守派的性生活更长更活跃。还有,饮酒是导致研究中男性离婚的首要原因,而且酗酒往往发生于抑郁症之前(而不是相反)。

有多名科学家先后领导了该研究。瓦尔丁格博士在2003年接手,成为了第四任负责人。他扩大了研究范围,将关注的对象从参与的男性扩展到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研究人员开始摄录夫妻们的家庭生活,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并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日常的口角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访谈。

研究人员考察了这些年来对他们的健康幸福具有强烈影响的因素,发现与朋友尤其是配偶的关系非常重要,拥有强大感情纽带的人往往不会出现慢性疾病、精神疾病和记忆力下降——即使关系有起伏也没太大关系。

“关系亲密并不是说他们的感情必须始终如胶似漆,“瓦尔丁格博士说。“研究中一些八十多岁的老夫妻甚至天天斗嘴。但只要他们觉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相互依赖和扶持,这些争执就不会对他们的记忆力造成损害。”

瓦尔丁格博士发现,在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类似的模式。在退休后积极结交新朋友来取代旧同事的人比脱离工作后不用心维系强大社交网络的人更加快乐和健康。

瓦尔丁格博士说:“75年来,我们的研究一再显示,最能与家人、朋友和社区水乳交融的那些人过得最好。”

他承认研究发现的只是相关性,而非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可能是一开始就较为健康、更为快乐的人更容易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而那些本来就病怏怏的人则倾向于将自己与世隔绝,最终与谁都不亲近。

但他表示,经过几十年来对受试者的随访并比较他们现在与昔日的健康和人际关系水平,他可以信心十足地说,强大的社会纽带与长期的健康幸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他建议我们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

“有很多很多事可以做,”他说。“小到多跟人相处交流而不是一直看电视玩电脑刷手机,也可以通过一起从事新活动,比如散个长步或来个约会之夜什么的,让缺乏新意的关系重新热络起来。又或者联系一下你多年未说过话的家庭成员——因为这些司空见惯的家庭矛盾可是会让一个记仇的人付出惨重代价的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24 09:55:15

主题: 纽约时报:加州霸凌案的中国男生来自狱中的问答
【纽约时报:加州霸凌案的中国男生来自狱中的问答】

  

今年2月17日,洛杉矶高等法院对案件进行宣判,中国留学生章鑫磊走上法庭。

2012年,15岁的章鑫磊在父母的安排下离开出生成长的深圳去往美国。在洛杉矶,他和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同住,并在当地高中就读。他整日和一群中国同学混在一起,打起电脑游戏无人能敌,但英语却总是学不好。最近几个月,19岁的他被关在一个中途监狱——加利福尼亚州克恩县(Kern County)的沃斯科州立监狱(Wasco State Prison),经过评估他等待被转移到最终的监狱服完刑期。2015年3月他卷入了一场多位中国同学参与的霸凌事件,因为在其中协助了当时的女友翟云瑶——他开车并去取了后来用来剪掉受害人头发的剪刀——而被判6年监禁。而翟云瑶因为组织这次攻击而被判13年,另有一女生被判10年。

很多人认为,这给留学热敲响了警钟,提醒那些远离家人独自在海外求学、艰难适应新生活的中国“降落伞儿童”可能遭遇的风险。在今年2月宣判之后,章鑫磊的父亲在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中指出,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像章鑫磊那样来自中国上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可能负担不起最好的学校或者最好的居住条件。他父亲在采访中批评美国严苛的法律体系,也说富裕的中国人一心送孩子去西方国家学习,是又一场“大跃进”。

上周五,章鑫磊本人通过代理过此案的洛杉矶律师加里·米斯塔斯(Gary Meastas)回答了纽约时报中文网提前提交的问题。这次采访于2016年4月21日当地时间上午在沃斯科州立监狱的探视区进行,米斯塔斯通过邮件发回了答案。米斯塔斯说,这次采访是以英语进行,当时在场的仅有他和章鑫磊,“我跟章鑫磊提出你要求采访章鑫磊,但监狱的规定不允许。他乐意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我把你的问题逐字逐句读给他听。以下是他的回答。”

(注:文章出版后,纽约时报中文网接到章鑫磊父亲的电话,得知章鑫磊已于周一下午转至最终监狱。)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觉得你惹上这样的麻烦、进了监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你被独自一人留在美国,因为你是一个“降落伞儿童”吗?你觉得谁要对此承担责任?

章鑫磊: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怪任何人。也许是我的错,因为我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但是我没有。我当时觉得,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想干什么都行。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父亲在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觉得许许多多的中国父母不多加考虑就忙着把孩子送去美国,这就像一场“大跃进”。你同意吗?

章鑫磊:我并不知道我爸爸想的具体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们从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他说他后悔送你去美国,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你怎么想?

章鑫磊:我爸爸送我来美国因为他想要我拥有好的东西好的生活,但可能我那时候太小了,还不懂事。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有没有过“美国梦”,是什么?

章鑫磊:我到美国的时候是15岁,对未来没有什么梦想。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离开监狱之后做什么?

章鑫磊: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尽快出去,然后尽我最大的努力[生活]。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觉得你出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你的女朋友翟云瑶?

章鑫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后悔和她在一起吗?你还和她保持联系吗?

章鑫磊:我说不出来,因为我不责怪任何人。我被关起来以后,就没有再和她联系过。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经历过法院的审理之后,你对美国的司法体系有什么样的印象?你觉得判决是不是太重了?

章鑫磊:我觉得,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来说,这时间太长了……这是我的感觉。在和监狱里的其他人聊过之后。

我尽量多和人聊天,来提高我的英语。自从被关起来以后,我对这个体系有了很多的了解。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从这次的经历里学到了什么?你觉得你当时做什么可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于一些计划赴美求学的青少年,你有什么想说的?

章鑫磊:如果我再有一次机会,我会阻止他们对那个女孩那么做……这个问题很难……我会告诉那些学生,别干坏事,做好事。

 

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于那些批评你的中国网民,你有什么想说的?

章鑫磊:当时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对我很生气,但是他们不了解所有的事实,他们并不知道我干了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美国监狱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在哪一个区域,条件怎么样?其他的狱友都是什么样的人?你在那里有朋友吗?碰到什么麻烦吗?

章鑫磊:我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整天困在这里,我想在监狱里学习一些课程,但是这些课经常会取消。我跟其他狱友关系还可以,我尊重他们,我没什么问题。伙食有时候相当不错,但其他时候就不怎么样……这里吃不到中餐。

我一个人关在一个小牢房里……虽然有一个小窗户,但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只有吃饭的时候或者有访客的时候,我可以离开我的牢房。我一个人觉得很无聊,多数时间我读读报纸、给家里人写信,我也在牢房里锻炼,多数时间做做俯卧撑。

 

纽约时报中文网:狱警对你好吗?

章鑫磊:我和狱警关系挺好,他们尊重你……这里只有几个亚洲人……所以我有一些课程是和黑人狱友一起做的。

这里的监狱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被转移到最终的监狱……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24 09:53:40

主题: 香港学校的《不自杀契约》——一个不足但有用的工具
【香港学校的《不自杀契约》——一个不足但有用的工具】

 

 近来网上不断流传的一份由香港教育局发放的《不自杀契约》,网上评论多属批评甚或讥笑。对此,我们的心理学家有一点回应。

该《不自杀契约》是出自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务组于2015年更新的《学校处理学生自杀问题电子书:及早识别、介入及善后》,刊于附录十八(pg.52)。

在辅导过程中,与被辅导者订下某些「契约」(contract)属常见并经验证属有效的一种手段。这绝非期望被辅导者在订下契约后会因怕接受「违约」的惩罚而遵守规则,而是希望透过建立契约的过程,将契约涉及的内容突显(highlight)、具体化,期望该内容能进入并常驻在被辅导者最表层的认知记忆当中。

套用在有机会自杀的学生身上时,契约能对一个思考情绪处于较混乱状况的学生,让他将焦点放在最简单亦最易记忆的自救方法之上(如:协助者、求助电话、分散注意力方法),以增加他们在有自杀念头时能回想紧急自救方法的机会。

所以,此《不自杀契约》的存在价值并非在于立即解决所有与学生自杀的背后原因,而是作为一个急救工具,以减少学生执行自杀行动的成功率,亦为辅导学生争取时间(buy time),同时让他与立契参与者(如家长、老师)建立一个较紧密的关系为以后的辅导开路。

事实上,在教育局电子书中的第18页「三层支持模式:(乙)分层介入」,亦指出此《不自杀契约》并非用于所有学生身上,而是只用于经筛选出有较大危机学生身上的其中一个辅导方向。

是以,此《不自杀契约》单独来说绝非一个能全面解决学生自杀问题的工具,却仍是辅导过程中一个可考虑使用的重要工具。

最后,我们希望带出以下两点作结:

1. 希望公众停止针对此《不自杀契约》作负面讨论,以避免学生对契约产生偏见而令辅导人员失去一有用之工具。

2. 即使我们不认为《不自杀契约》有任何问题,我们却能观察到此《学校处理学生自杀问题电子书:及早识别、介入及善后》作为教育局对学校发放处理学生自杀的重要信息,其内容和编排实在艰深、难明、混乱。其只能为个别专业辅导人员作资料补充之用,却不能让大部份非专业辅导背景的教师得益。

 

    我们期望教育局能大力发放人手和信息到学校,非单去为自杀事件救亡,还要令学生长远精神健康得益。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24 09:52:09

主题: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生活与内心世界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生活与内心世界】

 
我是个中度抑郁病患者,现在仍是,自诊断以来今天大概是第218天。我开始会笑,我在康复中。在这218天内,我见过一位社工,一位心理学教授,一位大学心理辅导员,一位心理催眠治疗师。在这218天内,我离家出走过,也把自己困在家里过,尝试过冲出马路,尝试过走上天台,找寻过很多自杀方法。显然地,我没有自杀到。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半年内19宗学生自杀案,最近网络上流传了很多评论这件事的文章,我想以一个正在遭受抑郁病困扰的角度谈谈面对这件事时的感受。网络上流传的都是,正常人对我们的看法,正常人觉得的我们的看法,康复者的看法,但究竟想自杀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尤其是在现在自杀风气弥漫的情况下。这些是我在坐车时悠闲时写下零零碎碎的片段,前后未必贯通。

烦是烦,不开心是不开心,长期不开心是长期不开心,他们是判然不同的。你在街上与陌生人吵架了,那是烦,不是不开心;你认真学习的一科F了,那是不开心,不是长期不开心。每天你起床后任何事都没发生,你就已经是不开心的,对任何事情失去兴趣,睡不到,吃不下,持续了一段日子,这就是长期不开心。通常是太多事情一件又一件压抑他们造成的。19个生命,未必是纯粹因为学业而自杀的,可能他们同时面对着家庭、学业、友情的问题。自杀前是有导火线的,我认真去找自杀方法前,就是因为和朋友吵架,他们说了踩我底线的说话令我真的对人生没期盼,当然根本原因是我在爱情友情家庭学业事业健康所有大范畴都面临问题而致的。

情绪病病人情绪波动很大,可能上一秒还在和你谈笑风生,下一秒就大发雷霆。其实那刻「爆煲」未必是他们控制到的。情绪病病人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的,很小事就会很敏感。情绪病病人不是不会笑,不是不会和朋友玩。轻度情绪病病人可能知道自己有事,更加会想多同朋友一齐想令自己开心;但当他开始收埋自己连人也不见就真的是进入中度抑郁症的前兆了;进入中度抑郁症时,如果他不去寻求帮助,旁人也不去帮助他们⋯⋯后果不堪设想。

抑郁病患者当然思想很负面,是他们控制不到的、不由自主的,有时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可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钻牛角尖,而牛角尖鑚了就是鑚了,负面消极的想法已经在脑袋了,挥之不去了。我想自杀的时候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为什么凭什么我要对你们负责?
如果我对你们负责,那谁对我负责?

不要说「你死了,我怎么办?你爸爸妈妈怎么办?」这样的话,其实这是在给压力我们。基本上,我最病重的时候想法可以说是:我连自己都顾及不来了,为什么我还要理会你的感受?

我曾找寻过很多自杀的方法,但连普罗大众认为最不痛的服用安眠药都很痛──服用几百片安眠药后在睡梦中挣扎动弹不得,因为身体对药物的排斥产生许多副作用,你的所有器官都在焚烧在痛,就这样持续几小时,然而这么疼痛过后安眠药而死的「成功」例子是少之又少的。在我找了很多方法后,发现每一样都要折磨很久才能去到死的地步,我怕了,我怕痛,为什么连去死都这么困难?又想到爸爸妈妈,我真的很害怕两老会受不了。结果,我不是不想死了,是我很想死,但我不能这样做:其实更痛苦。

为什么我会去见心理医生会找帮助?不是每一个抑郁病病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有抑郁病,或者不是每一个抑郁病病人知道自己有抑郁病都会去寻求帮助。我去寻求帮助是因为我从很小开始就喜欢看心理学书,知道抑郁病这回事,知道有病就要去找医生,所以可以说,幸运地,我懂得自己去寻求帮助。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去寻求帮助:如果你留意到身边有朋友长期和你说不开心,甚至开始把自己困在家里的倾向,又或者离家出走了,请关心关怀他们,未必需要说些什么安慰说话,更加不要说「你已经很幸福了」之类的话,简单一句「我在这里陪着你」已经很足够。

即使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美好,我还未享受过贵族奢侈的纸醉金迷,我还未欣赏过清幽静谧的质朴无华,可是这紧要吗?我已经对所有事物无兴趣了,每天起床后,就是赖在床上,连Facebook也不想去翻,直至受不了了想起床了才去找东西吃,洗澡,每日就是这样。在床上摊着,思索着很多东西,哭泣,想死。「人固有一死」,真的有「既然都是死,为什么不早点死。有区别吗」的想法。

不要和抑郁症病人说「你已经很幸福了」、「要学会知足」、「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虽然知道你们关心,但真的觉得可笑。要是我能自己控制到自己「不去想不开心的事」,我一开始就不会去想了。当不开心像毒药一样蔓延在你身体每滴血液,你连要去找事情分散注意力分散不开心的动力都没有。不要和我说我已经很幸福了,我知道啊,我生活在香港这样的大城市,我有得吃有得住我比埃塞俄比亚的孩子幸福多了。可是,这样想,有令我开心吗?

在我最想自杀的时候,有位朋友Whatsapp了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电话给我,说实话,那刻如果不是他提醒我,我都想不起有这个机构,有这个机构可以帮助我,我按下了电话,从天台走了下来。

可能你会耻笑抑郁症病人为何经历这样平常的事就会不开心到这个地步。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最重要的是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有多痛,为什么要质疑是他的能力问题?为什么要质疑是他的抗压程度?这些才是对抑郁症病人最大的侮辱。同一段失恋,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后果也截然不同。有人选择忙碌来逃避失恋,可是有些人就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她失去了他,林林总总的原因,就会走上抑郁的路。

我抑郁病的状态大概是,很不开心——持续不开心——持续不开心很久很久——自杀倾向几次——寻求帮助——有意识知道自己要好起来并正在努力,我不知道我会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好,也不知道中间会不会再复发。但正是因为深受抑郁病困扰,知道了自己要好起来,所以更加会去找朋友玩去找开心。但可能总会有人说「他的抑郁病是装出来的吧?他还很开心的和我们一起玩呢!」

希望你们能明白,正是因为病了,我才发现,原来,健康很紧要;正是因为抑郁,我才发现,原来,开心很紧要。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好似有情绪病,告诉他们一句「我在这陪着你」吧,多主动关心他们吧,多约他们出来闲聊吃饭吧。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16 23:50:28

主题: 色情片什么时候变成了性教育?
【色情片什么时候变成了性教育?】

                                When Did Porn Become Sex Ed?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21岁大四学生的邮件,说的是性方面的事情,或者倒不如说是,谈论性让她如何地难以启齿。她在初中和高中只接受过禁欲教育,除了“不要搞”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教。她告诉我,自己的父母其实是自由派,什么问题都愿意回答,就是除了这方面。很显然,谈到性的话题的时候,他们比她本人还要坐立不安。

于是她求助于色情作品。“色情片存在很多问题,”她在信中写道。“不过能够用它来获得一点性知识,也是不错的吧。”

我倒真希望她这种想法是相当独特的。然而,为了写一本关于女孩与性的书,我花了三年时间采访高中和大学里的女生,其间反复听到这种说法。现实是,根据英国对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有60%的应答者表示会至少部分地拿色情作品作为指南,尽管近75%的人还说,他们明白色情片的真实度与美式职业摔角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其中对女性的描绘,准确度则堪比《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系列。)

可以说,性侵犯方面的统计数据迫使全美进行了有关知情同意方面的大讨论,但有关同意之后发生的事情,成人与青少年之间的恳谈却基本是一片空白。后者涉及伦理、尊重、决策过程、性欲、相互取悦、关系的培养,以及按照自己欲望行事和设定界限的能力。虽然我们在更频繁地告诉孩子,进行性接触之前必须双方明确表示同意,可我们还是会避开最大的禁忌:女性获得性愉悦的能力与权利。

无论是否故意,这一切始于父母。我记得,女儿还是小宝宝的时候,我从哪里读过,父母指出婴儿身体器官的时候(“这是你的鼻子”、“这是你的脚趾”),往往会记得男孩的性器官,却会越过女孩的。既然留下了东西没有名字,要谈起来自然就相当地困难。

女孩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这种沉默也没有多少改进。时至今日,才有奥巴马总统试图在2017年的预算中取消对禁欲教育的联邦资助(不断有研究显示,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方面的花销近20亿美元,却很可能打了水漂)。然而,根据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不到一半的高中和区区五分之一的初中在性教育里教授了该中心推荐的全部16项核心内容。仅有23个州强制要求进行性教育;13个要求必须在医学方面准确无误。

就连最详实的课程往往也只涉及女性的体内器官:子宫、输卵管和卵巢。女性生殖系统的标准剖面图,画得像牛头似的,到了双腿之间就模糊成灰色的Y型,仿佛外阴和阴唇根本不存在,更别提阴蒂了。男孩的青春期往往以勃起、射精和体内几乎无法抑制的性冲动为标志,到了女孩这里就变成了月经。再加上意外怀孕的可能性。我们何曾向她们解释过其身体不可思议的微妙之处?我们何曾提过自我探索和了解?

2010年发表在《性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因此也就不奇怪了。这是数十年来对美国人性行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调查。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14到17岁的女孩当中,仅有三分之一左右表示会经常自慰,就连尝试过哪怕一次的人都不到一半。当我问女孩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她们会回答,“这事我男朋友会做。”然而,除了将自身的愉悦交到别人手上,通过伴侣达到高潮的人也屈指可数。

与此同时,男孩会以自己手淫为由,要求女孩给他们口交,而且通常不会投桃报李。在一组大二学生中有个女孩告诉我,“男的会说,‘手活儿是男人的活,口活儿是你的活。’”其他女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类似的故事让我十分困扰,因此我问一位高中毕业班女生,如果男人认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女人应该随时能去厨房给他拿一杯水来,但反过来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使有也很勉强),那么她是什么感觉?她大笑起来。“嗯,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她说。

口交的兴起,以及其被降格为相比性交没那么亲密的行为,是20世纪美国人性行为的最重大转变之一。在21世纪,最大的变化似乎是肛交的增多。1992年,18到24岁女性中有16%的人表示曾尝试肛交。据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研究,如今18到19岁的女性有20%尝试过,而到了20到24岁则上升到40%。

2014年发表在某英国医学期刊的一项针对16到18岁异性恋者——我们停下来好好想想,那是多么小的年龄——的研究发现,推动关系向“五垒”发展的主要是男性,他们的目的更多的是和其他男孩竞争,而不是以此为一种伴侣间的亲密形式(他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且可以强迫伴侣接受这种形式)。他们认为女孩应该忍受这种行为,而研究中的年轻女性不断报称这令她们感到疼痛。男女双方都把这种不适归咎于女孩身上,认为她们“天真或有缺陷”,无法“放松下来”。

据印第安纳大学性健康宣传中心(Center for Sexual Health Promotion)主任黛比·赫本尼克(Debby Herbenick)说,一旦存在肛交,有70%的女性报称她们在性交过程中感到痛楚。赫本尼克参与了该中心进行的性行为调研。即便没有肛交,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年轻女性有疼痛感受,相比之下男性只有约5%。此外,据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心理学家莎拉·麦克莱尔兰德(Sara McClelland)说,大学女性会比男性更多地使用伴侣的身体愉悦作为个人性满足的衡量标准,她们会说“如果他得到性满足,我就得到了性满足。”男人则更多地使用自身的性高潮作为满足的标准。

麦克莱尔兰德教授撰文论述了性中的“亲密正义”问题。这触及了性别不平等、经济差异、暴力、身体完整性、身体与精神健康、自我效能、权力动态等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在绝大多数个人关系中存在着,无论是持续了两个小时还是二十年。她要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谁在性行为中拥有主动权?谁有享受性的权利?谁是性体验的首要受益人?谁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伴侣双方如何定义“足够好”?对任何年龄段的女性的性事,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然而它们在女孩的成长期体验中尤其重要。

我们正认识到,要在教育和职业上支持女孩“向前一步”,然而在这个最为个人化的领域,我们任由她们跌落。仿佛父母认为,如果他们不告诉女儿性爱应该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她们就不会自行发现。也许的确如此:她们不知道,至少不会轻易知道。但这样做很难产生大人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别的方式?与其跟孩子少谈性,为什么不多谈一些,为什么不把它正常化,结合到日常生活中去,改变我们(大多数人)对女性公共角色的认知?因为现实就是,教师、家长和医生在和年轻人谈性时越坦诚、越充分,孩子们就越有可能推迟性行为,而在从事性行为时也会表现得更负责任、更道德。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6-05-16 23:48:55

主题: 性感与单身女孩
——性感与单身女孩——

                            Sexy and the Single Girl

 


《女孩与性: 探索复杂的新领域》(Girls And Sex: Navigating the Complicated New Landscape)。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著。共303页,哈珀出版社。26.99美元。

佩吉·奥伦斯坦这本新书中有这样一个时刻,似乎可以概括出现在十几岁女孩的样子。一个参加了性别研讨班的经济学系学生,正在宿舍里为晚上出去玩化妆打扮,一边兴高采烈地和奥伦斯坦聊起广告里的性别刻板印象,一边穿上迷你裙,拿起一瓶伏特加,打算靠它们达成晚上的目的:“喝个烂醉,找个人睡。”“你很性感,”朋友告诉她,而她显然意识到这一幕很怪异,便转向奥伦斯坦说:“在我们的性别研讨课上,我总是说,‘可憎的父权制度’,”她说。“但是……如果晚上没有男人注意你,那又有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自己的野心就是“放浪得刚刚好,不拘谨也不淫荡……每个大学女生都梦想能找到这样的平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女孩与性》的主题就是探讨这样的想法是如何成了人们的梦想。这个主题是奥伦斯坦所做的一个发人深省的调查,偶尔也让人感到绝望。她的上一本书是研究学校里的性别歧视、“公主病”与其他现象。注意:奥伦斯坦是《纽约时报》杂志的撰稿人,也是一个八九岁女孩的妈妈。她写这些报道是因为担心所谓的“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然而等写完书之后,她更加担心了。倒不是说女孩们有过太多次性爱(中学女生做爱的比率其实降低了);就算她们做过爱,奥伦斯坦也小心地不去做评判。她担心的是,女孩子们在性爱中的行为,从口交到“文爱”,大都是为了取悦男孩们,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她说,对于男人们来说,性爱中存在很多乐趣和享受;但是对于女孩们来说(至少是对于异性恋女孩),性爱中身体性的快感很少,总是伴随着许多遗憾,以及男孩掌控了局面的感觉。在奥伦斯坦的书中,半数女孩说她们是被迫进行性行为的,其中不少是被强暴的。顺便说一句,她们当中就有那个学经济学的女孩,强迫她与之发生性行为的男人翌日开车送她时,她对他说:“谢谢,我很开心。”这让她自己感到非常困惑。在奥伦斯坦笔下,性爱的游戏场实在太不公平,没有什么女孩能够取胜。

我知道,我知道,每一代人都觉得,从他们年轻时起,世事就变得太复杂(这也是父母们普遍接受的真理之一,比如孩子们再也不去外面玩了)。但《女孩与性》这本书中最有意思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现在的世界对女孩来说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而是在这个女人大学毕业率高于男性、男女工资差距日益缩小的时代,年轻女人为什么对亲密关系更不满意了。“女孩们在公共领域内有了如此之多的变化,”奥伦斯坦写道,“为什么……私人领域内的变化寥寥无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奥伦斯坦走访了70多位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她列出的其中一些原因是最被人熟知的:色情制品让男孩们期待能有时刻渴望性爱、全身去毛的伴侣,女孩们则会模仿那些拱起后背的动作,以及电影里完美的呻吟(对不起,大学男生们,研究表明你的女性伴侣假装高潮的百分比率还在稳步上升)。过去二十年来,人们只有禁欲的性课程,她认为这宣扬了耻辱感与错误的信息;甚至开明的父母也不会和女儿探讨她们在性爱中应该得到什么的话题,这当然更加于事无补(“父母除了说‘不许’以外,奥伦斯坦说,‘很多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别的话。’”)。

还有酒,太多的酒了,野格炸弹与龙舌兰酒让人丧失判断力。还有自拍文化,奥伦斯坦控诉说,这种文化鼓励女孩子们把她们视为“被赞”或者“不被赞”的对象,这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却有着惊人深刻的涵义,因为物化自我的倾向总是与抑郁、高风险的性行为等等相联系的。还有那些全裸着扭动着身体的女人图片,以及那种脱掉衣服是一种权力象征的想法。(“我爱碧昂斯,”一个女孩告诉奥伦斯坦。“她就像女王一样。但我想,如果她不美,如果人们不觉得她性感,她还能发表她那些女权主义观点吗?”)尽管女孩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模仿性感”上,奥伦斯坦发现,她们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女性性意识——那就是发现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做。她总结道,社会给了女孩做了“精神阴蒂切除术”。

啊,但是有一件事——奥伦斯坦采访的很多女孩根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她的观点太老派,值得称道的是,她把她们的反驳都记录了下来(她们告诉她,妮琪·米娜 [Nicki Minaj] 一点都不性感,她是个自封的超级明星而已)。这些对话其实是《女孩与性》中最有意思,最出人意料的部分。女孩子们同意,没完没了的勾搭和约炮让她们心烦,但是比起“捕捉男人的情感”来,她们当中很多人还是更喜欢约炮,因为琢磨男人的情感让她们显得脆弱(这些访谈还透露出一种近乎喜剧性的代沟。一个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女孩向奥伦斯坦解释,口交“有点像钱或者现金……你就是靠它和那些受欢迎的男孩子们交朋友……它比性爱更加非个人化。”奥伦斯坦写道,“我可能已经属于是完全不同的上一代人了,但是,坦白地说,我很难认为嘴里含着阴茎是一种‘非个人化’的事。”)

这句话的确令人捧腹,但奥伦斯坦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代人,她觉得青少年都是受害者,年轻人们可能并不买账。她去看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的演唱会,觉得这个半裸的明星完全是“独特”的“反义词”,而是“形象与观念的一团抹布”,你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团抹布真正解决了奥伦斯坦书中的女孩们所面临的不少问题(这也能解释她走红的原因:她在MTV音乐录像颁奖礼上胜过了罗宾·西克[Robin Thicke],遭到“荡妇羞辱”,但她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堪称一个少女的复仇传奇)。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少女世界不仅仅都是卡戴珊那一套,洛德(Lorde)这样的名人走红靠的并不是走奥伦斯坦抨击的性感娃娃路线;如今年轻人的衣橱里往往既有二手店服装和匡威鞋,也有迷你裙和高跟鞋;就连倍耐力(Pirelli)日历今年都放弃了裸体模特,改为拍摄获得极高社会成就的女人,比如年轻的博客写手塔维·吉文森(Tavi Gevinson),而且都穿着衣服。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最近确实在Twitter上发了一张裸体自拍,也确实有些年轻女人为她叫好,但是不少人也回复她一个白眼。真相是,如今的女性文化远比《女孩与性》中所呈现的更加多样化,更加叛逆。

而且《女孩与性》也不是关于所有女孩的。尽管同性恋青少年也被包括进来(她们似乎比同龄的异性恋更享受恋爱关系),奥伦斯坦的受访者主要都是中上阶层的女孩。她主要关注性对她们情感世界的影响,而不是对于她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怀孕和性病在她的采访中鲜少提及,更没有谈到如今的堕胎许可问题。而且,要考虑到低收入年轻女性更加没有能力负担州际旅行至堕胎诊所的费用,你不禁会想,如果把各种收入阶层的女孩都写进来,那么性爱及其背后的一系列后果又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度过一个糟糕的夜晚是一回事,17岁就生孩子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管怎么说,《女孩与性》的真正读者也根本不是女孩——而是试图理解女孩子的家长们。所以父母如果希望女儿在性方面拥有良好心态,他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一个办法,”奥伦斯坦提议,不过有点像开玩笑,“搬到荷兰去吧。”她指出,比起美国,荷兰女孩更乐于在恋爱关系中进行性爱,而不仅仅是为满足男孩子们的期望。荷兰人有这样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她说,荷兰的父母和老师们会和孩子们谈论性——不仅是生殖器官和避孕套,而是性快乐与性满足,以及怎样表示拒绝或同意;荷兰女孩甚至被允许在家做爱,不用到处偷偷摸摸。奥伦斯坦举的这些例子都很有帮助(尽管做起来可能很不容易:每次我想和13岁的女儿讨论这本书,她都把门反锁起来,这本书可能也被她扔到内布拉斯加州去了)。但是她在书中指出的大部分问题是不可能仅仅通过餐桌和教室里的谈话就能得到解决的。

为了真正解决问题,就需要更大的解决方案。我不禁希望奥伦斯坦能够放下她的记者笔记本,为女孩子们自己,而不是她们的父母,写一本目标更明确的权利法案,让可以保护她们的性爱。《女孩与性》中充满着深沉的忧虑与富于同理心的问题:如果女孩们能够了解,她们自己的性冲动和男孩的性冲动一样重要会怎样?如果调情在清醒的情况下发生会怎样?等等……但是奥伦斯坦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她不应当止步于提出问题;希望她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办,我们就这么做吧。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6-05-16 23:47:40

主题: 未来世界的性畅想:从3D生殖器到虚拟现实性爱
【未来世界的性畅想:从3D生殖器到虚拟现实性爱】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未来:深夜,你下班回家,十分想念男友,但他却不在你身边。如果是在2015年,你可能会打开Skype,两个人进行视频聊天,但是未来,在科技的帮助下,你可以触摸到你的男朋友,即使他在世界的另一边。

如果你没有男朋友,那也没有问题。在这种新技术的帮助下,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和虚拟伴侣来场性生活,并且感觉到她或他是真实存在的。又或者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性爱机械人。

以下是五个十分大胆的未来性想象:

 

1.TELEDILDONICS 和 THE VIRTUAL SENSE OF TOUCH

   Haptic technology是一种触觉反馈技术,能再现触觉。一个配备了传感器的对象物品(例如一件T恤),可以让用户感觉到事物的真实感。随着技术的发展,医生可以进行远程手术,这已被广泛用于医药领域,同时,它也被运用于军事训练和太空探索,当然,性将是下一个取得进展的探索领域。

像Hug Shirt这样的产品,可以给你带来拥抱和亲吻的感觉,感官技术已经顺利进入我们的性生活,虽然大多数人都还对此持已怀疑的态度。这一技术的最前沿运用是电子玩具,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控制。

Mojowijo,可以让你远程控制性伴侣的性爱玩具;Lovepalz,一款可以让你在线或线下在cyber-enjoyment平台进行体验的交互式性玩具,随着这些产品的诞生,我们正见证着「远程性技术」的发展。这甚至将成为主流:安全套制造商杜蕾斯最近推出了Fundawear,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可穿戴技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App将我们的抚摸传感到伴侣的内衣里。
 

2. DIY自制3D生殖器和性玩具

     3D打印随处可见,这引发了个人情趣玩具市场的繁荣,让人们可以在线订购或自行在家印刷,大量的创企和公司正加入这一潮流。以New York Toy Collective为例,他们宣称现在向消费者提供了所谓的「有史以来最个性化的定制礼物」。这是你私处的一份复制品,一个三维建模、三维打印的无菌人肉硅胶模型。也许这可能成为明年的情人节礼物吧。
 

3. 虚拟现实和互动情爱服务

Red Light Center推出《第二人生》和《魔兽世界》多种虚拟现实的性爱多人游戏,拥有大约200万用户。该平台也有自己的货币——Rays,你可以用它在CamGirl Alley购买各种互动情爱服务、衣服、鞋子以及虚拟的房子。该网站每月还举办约100个虚拟婚礼,他们也有婚礼策划人、DJ以及婚礼party,提供一条龙的婚礼服务。通过设计虚拟婚纱和策划婚礼,用户每月可赚数千美元。

这听起来可能没有吸引力,但事实是,像Red Light Center这样的网站还在持续增长。在日本,Tenga公司开发了一款产品,它将一个色情视频游戏和Oculus Rift结合,创建了一个加强现实版的性爱玩具。我想,通过Tenga,我们最终能够完成我们疯狂的甚至有点变态的幻想:如果你曾经梦想与Beauty and the Beast中的美女Gaston或者Avatar中那个蓝色的家伙来场狂野戏,那么你的梦想会成真的。
 

4. 数码爱人

有人可能会认为,沉溺于虚拟世界是荒谬的,但在日本的Atami,男人通过恋爱模拟游戏LovePlus +与他们的性虚拟伴侣去度假。这是一种类似Tamagotchi的狂热,你可能还记得,90年代这是一款小孩游戏,孩子们在一个塑料小玩意中照顾虚拟宠物,它的目的是激发真正的情感联系。2014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Her就是探索未来的数码情侣关系的。这部电影设定在未来,讲述了一段深沉的情感:一段狂野的性关系:一个男人和他的虚拟爱人,Samantha,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如果你有一个iPhone,你可能就已经和虚拟生物(如苹果的智能个人助理Siri)有过一些接触,尽管它目前可能还存在缺陷,但这几年在不断的发展和改善。
 

5. 性爱机械人和性玩偶ROXXXY

 还有就是与机械人做爱,或着说性爱机械人。充气娃娃洛丽塔已经过时了,现在有了性机械人Roxxxy。

Roxxxy是世界上第一个性爱机械人,价值大约在在7000美元和9000美元之间。Roxxxy带有预编程性格:害羞但是外向、有性经验,你也可以改变她的模式。Roxxxy也有对应的男性机械人,名叫Rocky。

未来,人们的生活与机器相连,与互联网相连,与所有满足身体欲望的工具、仪器和性机械人相连,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吸引力。但这就是新的技术,就在我们眼前,而且这只是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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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6 23:45:40

主题: 研究发现:“女用伟哥”仅仅略为增加性满意度
---研究发现:“女用伟哥”仅仅略为增加性满意度----

‘Female Viagra’ Only Modestly Increases Sexual Satisfaction, Study Finds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报道:妇女们在服用一种新型女用助兴药(有时也称为“女用伟哥”)后,一个月里满意的性行为次数平均可以增加半次。

该药物名叫氟班色林(flibanserin),去年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批准,从而成为了第一种用于治疗女性性欲低下的药物。这是一群女权主义者大力敦促的结果。她们认为,男人们有好多药物可以促进性功能,而女人们却什么都没有,太不公平。

然而,部分公共卫生组织和其他一些妇女团体对此表示异议,声称该药物的获批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他们说,这种药物的作用平平,不足以抵消其副作用,如嗜睡、头晕、疲劳和恶心等。而且,饮酒还会加大某些副作用的风险。

在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内科学》杂志(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的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该药物的效益比审批过程中提交给F.D.A.的材料中显示的略低。研究人员采用数据汇总等方法,分析了涉及5900名妇女的八项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接受氟班色林(商品名为Addyi)治疗的女性“一个月里满意的性行为次数平均可以增加半次”(该研究并未给“半次”满意的性行为做出定义)。

该结果与当初药物审批过程中提交给F.D.A.的三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大同小异。那些试验发现,从妇女们开始服用该药物起,她们一个月里满意性行为的次数平均增加了一次,最多可以增加两到三次。这些结果表明,该药物的效益勉强达到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标准——但已经足以获得F.D.A.的批准了。

该药物的当前持有者——Valeant制药国际公司的首席医务官塔格·罗摩克里希纳(Tage Ramakrishna)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上述新分析证实了临床试验的结果,且“没提供什么新东西”。他说,该分析合并了来自众多不同研究的数据,其“统计权重低于”随机试验。

继此前若干年里两次遭到F.D.A.拒绝后,该药物终于在去年6月通过了审批。在提交给F.D.A.的临床试验结果中,服用该药物的妇女们还在每月的问卷调查中报告,她们感到性欲增强了,只是与安慰剂差异甚微——在评分范围为1.2到6.0分的量表中仅差0.3分上下。

反对该药物过审的专家们则称,JAMA的分析证实,该药物确会增加头晕、嗜睡、恶心和疲劳的风险,反过来更显出其效益的微乎其微。

“一个月平均可增加半次满意的性行为——这有意义么?”安德莱内·傅柏曼(Adriane Fugh-Berman)博士问道,他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领导了PharmedOut项目,质疑制药公司对医疗实践的影响。“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妇女们自己才能回答,但或许她们的兴趣缺缺已经表明了她们的态度。”

这种药物并不畅销。上周富国银行集团(Wells Fargo Securities)的分析师戴维·马里斯(David Maris)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的处方跟踪数据,截至1月初,一周里只有240到290张Addyi的处方开出。马里斯先生估计,Addyi的年销售额约为每年1100万美元,远低于Valeant公司的预期——今年达到1亿至1亿5000万美元。

不过,也有人说这种药有些用处。西北大学费恩柏格医学院(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位于芝加哥)的妇产科临床副教授劳伦·施特赖歇尔(Lauren Streicher)博士说,她的一部分患者在服药后报告性欲显著上升。她还说,没有人因副作用而停药。

前述新分析由欧洲的研究人员完成,但该研究的作者之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学术医学中心(Academic Medical Center)的性学和心理妇产科系(Department of Sexology and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副教授埃伦·拉恩(Ellen Laan)博士一直对该药物持反对态度。去年,她协助组织致函F.D.A.反对该药物通过审批,并在给国会(Congress)的另一封信上签名,表示那些声称该药物的审批关乎性别平等的论调“误导人心,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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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4 22:12:40

主题: 赚钱最少的律师,生活得更快乐
——赚钱最少的律师,生活得更快乐——

                           

    成为一名律师能获得诸多回报——财富、地位、有趣的工作……但日常的幸福感却从不在其中。一项新研究表明,也许,这是因为律师和法律专业的学生把应该注重的职业回报搞错了。

    研究人员在调查了6200名律师的工作和健康状况后发现,在法律界,高收入或成为著名事务所合伙人等因素与成功关系最为密切,但它们与幸福和快乐之间的关联几乎为零。然而,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律师们,比如公设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Legal Aid)律师,虽然赚钱最少,在调查中却更倾向于报告自己生活得挺开心。

    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律师们酗酒也少于他们那些高收入的同行。而且,尽管两组人在富裕程度上差距很大,但他们所报告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却大致相当。

    在许多律所,成为合伙人是员工的终极奋斗目标,也是员工与公司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但这同样不会给人带来更多快乐。本周发表在《乔治华盛顿法律评论》(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初级合伙人与高级律师报告的幸福感一般无二,尽管后者的薪酬低了62%。

    “学法律的学生以竭尽全力追求好成绩而闻名,甚至有时不惜以牺牲健康和人际交往为代价,满心以为:‘我就要实现美国梦了,以后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劳伦斯·S·克里格说。“想的是挺美,可惜现实不如人意。”

    克里格先生认为,与公共服务类的工作相反,声名显赫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它们无法提供“能力感”(feelings of competence)、自主性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而这三者正是该研究所依据的描述人类幸福感的心理模型——“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三大支柱。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困扰着法律界人士。1990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律师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非律师的3.6倍,这令他们比从事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去年12月,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回应他们调查的学生中,有70%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

    另一项研究显示,法律业与较高的物质滥用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问题还成了新闻话题:在最近的六个月内,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有三名法官被控酒后驾车而被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7年间,律师比其他职业从业者自杀的可能性高出54%。2014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自2010年以来,肯塔基州有15名律师自杀。

    为什么律师这么容易发生此类危险?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常有人说,该行业需要人长时间地为苛刻的客户辛勤劳作,本身就让人高兴不起来,对于那些以为律师的工作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刺激而充满戏剧性的法庭论战,于是就跑去念法学院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想我之所以会想成为一名诉讼律师,是因为当初完全误解了诉讼律师是干什么的,”托德·D·彼得森(Todd D. Peterson)说,他本来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对工作感到幻灭后他离开了这一行。“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没有成就感,我找不到它有什么意义。”如今,彼得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担任法学教授,并身先士卒地力图帮助法学院的学生避免重蹈他的复辙。

    还有人说,这项工作要求从业者的愤世嫉俗达到不健康的程度。“研究显示,乐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益于心理健康,”纽约州律师援助计划(New York State Lawyer Assistance Program,一个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律师提供帮助的组织)的负责人帕特里夏·斯帕塔罗(Patricia Spataro)说。“律师们受到的培训却是让他们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悲观的预期虽更利于他们的工作,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有就是公众的敌视。“人们似乎就是讨厌律师,”斯帕塔罗女士说。“数以千计的知名网站上都有关于律师的各种笑话,这实在太可怕了。”举个例子:在CNN那篇关于律师自杀的文章下面有3000多条评论,其中有许多都对这一趋势鼓掌叫好。不过这些评论现在在该文的在线链接上已经不见了。

    下面再来讲讲拉里·齐默尔曼(Larry Zimmerman)先生的故事:他退休之前在奥尔巴尼市担任律师,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个职位跳槽到收入丰厚的私人事务所令他的酗酒问题更加严重了。

    “突然之间我就要处理一些涉案金额巨大的案子,应付极其苛刻的客户,官司的风险也很高,”他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也很擅长,但它确实令我时时担惊受怕。”齐默尔曼先生说,在他决心求助之前,每天都要喝一品脱(约合473毫升)伏特加,并且需要依靠初级律师来完成他的大部分工作。

    为了帮助像齐默尔曼先生这样的人,大多数州的律师协会或法院系统都设有援助项目,可将律师转诊给咨询或康复服务机构。最近,在克里格先生等人的研究的启发下,法学院也设置了一些项目来防止此类问题。

    2012年,彼得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起了一个志愿项目,旨在帮助那些想要进入法律界的法学院学生在众多法律领域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将会见执业律师,并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该项目还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向学生们提供排解压力并保持积极心态的技巧。

    “我们帮助学生认清自己为什么要念法学院,以及他们将来想要去哪里工作,”彼得森先生说。“因此,他们不会只知道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然后在三年级时漫无目的地发出500份简历,指望能有律师事务所愿意聘用他们,相反,他们正学着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法律的某些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更有吸引力。”

    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表示,渴望被大牌律师楼录用的压力在法学院的文化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那些在入学时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也常常发现自己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就业方向。

    “在法学院里,这是非常现实的压力,”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Helen Clemens)说。“它的来源多种多样,但我想说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你身边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在谈论学校里那些在久负盛名的大律师楼里找到工作的佼佼者,那大家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努力得到类似的职位。”

    2013年,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Law School)对大一的一门必修课程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使其更接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项目。“很多人进法学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院的副院长纳塔莉·马丁(Nathalie Martin)说。“我们试图将他们引导到我们认为他们会热衷的领域去。”

    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以及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法学院也设置了注重学生幸福感的职业发展计划。

    彼得森先生这样的教师希望能帮助学生完善自己的目标,并借此逆转律师生活不快乐的趋势。但他也承认,这绝非易事。

    “当然,法学院里肯定有部分人会觉得这些项目有些矫情,”他说,“甚至有学生觉得从埋头苦读中抽出一小时来做这些事太过浪费时间。”

    “但我想人们终能理解我们需要为学生做些什么,”他补充道,“从道义上,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问题。”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14 22:10:55

主题: 真的有“中年危机吗”?
——真的有“中年危机吗”?——

 

“中年……危机”,只要说出前两个字,你大概就会补充出后两个字。这是一个走到旅途中间,发觉青春不再、前景堪忧、死期将至的阶段。于是,他们觉得一切都完了。买辆花里胡哨的跑车。开始做些愚蠢的事。

这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根本就不是真的。

“实际上,几乎根本就没有中年危机存在的确凿证据,只有几十年前做过的一些规模不大的试点研究,”芭芭拉·布拉德利·哈格蒂(Barbara Bradley Hagerty)在其新书《重新设想生活》(Life Reimagined)中写道。大量研究表明,人在四五十岁时,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停滞,或是转变,但这种转变“可以是振奋人心的,而不是骇人听闻”。

布拉德利·哈格蒂对一些将中年转变为重生的人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都打破了常规,因为“闷头走下去就是死亡了”。他们选择追求目标,而不是安逸生活。有明确的目标意识甚至能降低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他们把伴侣关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事业往往会退居次要地位。 

《重新设想生活》描述的中年根本不可怕,也一点都没减速。中年变得像第二个重大的决策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个性已经形成、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并且因为根基已经牢固,有了承担更大风险的机遇。

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描述的中年也正是这样的。他写道,人到中年,“播种已是过去,该收获了;助跑已经完成,该跳跃了;准备已经做好,该冒险尝试了。”

巴特接着表示,中年人能看到远处的死神,但也会在尚有时日的时候,“适当加速”行动,争取完成新的重大目标。

巴特几十年前写下的内容,放在眼下甚至更真实。人们保持健康和活力的时间延长了。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分别是68、69和74岁。寿命的延长,改变了人生本身的叙事结构。

充满活力的生活延长了,这也改变了人生的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奥德赛时期”。现在,20岁到30出头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尝试新的职业选择、新的城市和新的伴侣。

然而,另一个深刻但却更隐蔽的变化是,中年的形态变了。本来会被视作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现在成了一个潜在的转折点——此刻,人们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充分利用。

此刻,你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回首早年的经历。希望人到此时已经积累了一些智慧,正如心理学家定义的那样,这意味着看待这个世界时更有同情心、同时理解截然相反的观点、包容模棱两可的现象、坦然应对生活中的小挫折。

人到中年,可能会从自己的各种决定中,观察到贯穿始终的主题。你可能会开始看到,各种不同的信念都可以归结到同一个意义和目标之上。你可能会发现,过往的经历让自己格外适合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到这时,你可能会有足够明确的认识,让某个终极目标成为生活真正的中心。

比如,林肯到中年时发现,在那之前的一切都是为他维护联邦和终结奴隶制所做的准备。我们其他人没有这么宏伟的事业,但很多人都会让生活有一个重心。他们要么会全身心投入已有的责任,要么会扛起新的责任。

不管怎样,因为已经比较成熟,他们不太可能到中年时还受自负的蒙蔽。他们更有可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更有可能走出原有的处事方式。考虑到经受过别人怎样的指摘,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在这个阶段找到意义的人通常会意识到,沉住气才能向上走。

他们会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与自己能给予最多帮助的人直接接触。他们也会接受,年轻时的某些光辉梦想不会实现,其他一些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工作,原来更有成就感。

他们会达到一种平和,不是因为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精力集中,心无旁骛。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急切感对一些事情说不,这样他们才能对其他事情说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年阶段有些让人欢欣鼓舞。人生的很多可能性这时都结束了,但限制往往也是解脱。人们可以更勇敢地抓住剩下的可能性,更深入地投入其中。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14 22:06:38

主题: 或许神童是患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特殊类型自闭症?-
--或许神童是患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特殊类型自闭症?--

 

许多父母都会记得某个被自己的宝宝惊呆的时刻。或许是孩子在幼儿游戏班里第一个学会唱一首歌,或许是她竟然知道关于外太空的一项冷知识。这些父母可能会悄悄猜想:难道我的孩子是神童?

很可能并不是。天才的定义是,一个孩子在步入青春期之前,就在某个要求甚高的领域有了与成人专业人士比肩的表现。真正的天才是极其稀有的。这世上每出现一个点亮格莱美(Grammys)舞台的乔伊·亚历山大(Joey Alexander),同时就会有成千上万有才华、但称不上是天赋异禀的儿童音乐人。

我们知道神童的存在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16世纪的时候就有个年幼的莫札特会谱写交响曲,让观众叹为观止。有关天才的学术调查也可追溯到至少90年前。

不过我们还是无从得知,是什么造就了真正的天才。世界上没有能找出天才的血液测验或是基因筛查技术。我们也不明白这些人是如何达到这般境地的。一个8岁孩子为何能在大学课堂上领先群伦?一个18个月大的幼儿又怎能倒背字母表如流?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毕竟一个孩子是不是“正式认定”的天才,对她的人生影响微乎其微。家长通常也不会因为孩子的成就太高而为其寻求治疗。

可是,如果了解天才可以帮我们了解另一种看来毫不相干的病症呢?譬如说自闭症?

自闭症与天才之间的关联,目前尚未得到证实。天才通常不是自闭症患者(他们不像那些有学者症候群的人,常在身负奇才的同时患有自闭症),也没有这种病症特有的社交或沟通障碍。但这两者确实在某些方面有所交集。

天才和许多自闭症患者一样,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着几乎无法满足的渴求。萝伦·沃耶尔(Lauren Voiers)是来自克里夫兰地区的艺术天才,她在青少年时就常作画至深夜,有时甚至在第二天上学前,整夜都没阖眼。这听起来很像自闭症诊断标准的其中一项:“拥有高度局限、异常执迷的兴趣。”

天才还拥有超凡的工作记忆。本文两位作者之一鲁思萨茨博士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指出,她研究的所有八位天才,都在工作记忆这方面得到百分等级99的高分。就像神童物理学家雅各·巴奈特(Jacob Barnett)上《60分钟》(60 Minutes)节目受访时说过的,“我听过的每个数字或是数学问题,都永远记住了。”极端的记忆力也是一向和自闭症关联的。里奥·坎纳(Leo Kanner)博士是在1940年代最早诊断出自闭症的科学家之一。他注意到有些自闭症儿童可以背诵“数量惊人的童谣、祷词、动物名称、总统名册、顺序或倒序字母表”。《自闭症与发育障碍期刊》(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在2015刊载了关于天分与自闭症的一份论文也指出,他们研究的超过200位患者中,有半数以上的人拥有非比寻常的极佳记忆力。

最后,天才与自闭症患者都有明察秋毫的好眼力。西蒙·巴伦-柯恩(Simon Baron-Cohen)是研究自闭症的学者,他与同事曾称绝佳的眼力是“自闭症大脑的普遍特征”。这也是“自闭症谱系商数”(Autism-Spectrum Quotient)里的评量类别之一。这个量表是巴伦-柯恩建立的,用来检测自闭症的各项特征,大家可以用它来自行检测。巴伦-柯恩的其中一位研究对象乔纳森·拉塞尔(Jonathan Russel)住在纽约,是个20岁的音乐天才。他曾诉说自己在听到地铁的铃声稍微走音的时候,是如何饱受惊吓。

除了认知能力上的相似性,很多天才儿童还有患自闭症的亲戚。在2012年的那项研究中,有半数的天才都有一名患自闭症的亲戚,而且关系至少近至甥侄或祖父母。其中有三名天才在小时候曾被诊断为自闭症,不过他们长大后似乎摆脱了这种病。

甚至还有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上的联系。在2015年发表于《人类遗传》(Human Heredity)期刊的一篇论文中,鲁思萨茨博士和她的同事曾对多位天才及其家人的DNA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天才及其患有自闭症的亲戚的1号染色体短臂位置,似乎都有一种或多种基因突变,这在他们其他的神经发育正常的亲戚身上是没有的。尽管这个抽样基数很小(这项发现是基于对五个天才的大家庭的研究),但从统计学角度讲,这个数据很值得关注。

或许天才们患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特殊类型自闭症:他们拥有许多与自闭症有关的优势,但却很少有这类患者遭遇的那些困难。果真如此的话,天才就不仅对于人才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对自闭症研究也是如此。

当然,自闭症的种类极其繁多,一例自闭症诊断不一定就能指向某种潜在的生物学异常。就算是几个兄弟姐妹都患有自闭症,往往也是由不同的基因风险导致。所以一些研究人员在提及自闭症这个词时,往往喜欢用复数形式,而非单数。

我们不想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自闭症和天才之间存在潜在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患自闭症的人实际上都是天才。实际上,天才有可能是存在患自闭症的风险但并未真的患病的人。

通过确认“抗逆基因”的存在,科学家们已经给好几个医学领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抗逆基因”是指为防止身体患上特定的疾病而出现的突变。艾滋病、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的研究人员已经调转传统治疗的方向:不是只盯着已经患上某种疾病的人,而是对仍处在健康状态的高风险个体进行调查。

从理论上讲,天才和自闭症的研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天才可以被看作尚未患上自闭症的“高风险”人群,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自闭症的了解。我们不见得一定能从中找到一种治疗或治愈自闭症的方法,但我们可以加深对它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理清大脑功能失调的潜在生理因素方面,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开始进行一项名为“研究区域标准”(Research Domain Criteria)的创举。他们无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所做的分类,而专注于将基因研究、认知科学、行为研究及其他方面的数据进行集成,创建一个研究大脑功能失调的新研究框架。正如该项目代理主任莎拉·莫里斯(Sarah Morris)所说的,它的“最终目标是,有了更好的诊断,就可以更好地进行治疗。” 

搞清楚一个口若悬河地讲述外太空知识的孩子,是相对于同龄孩子稍微有些智力超前,还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也许不只是为了明确是否值得夸耀那么简单。它还能帮助我们解开一部分自闭症的谜团。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6-05-14 22:04:24

主题: 上夜班损害身心健康吗?
【上夜班损害身心健康吗?】

 

对有些工作而言,上夜班在所难免。随着人类社会朝着24小时连轴转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在夜晚,医院要正常运转,航班要正常飞行,商店要照常营业。其实只要安排周密,白天片享片刻安静,人们可以在彻夜工作后,第二天再补足8小时睡眠。有些人甚至会说,他们不介意夜班,而且也已经适应了这种工作方式了。但是他们的身体真的能完全适应昼夜颠倒的作息时间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夜间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对健康不利的影响呢?  

上夜班损害哪些人的身心健康?

这些问题可以分成两方面来回答。一方面是人们自身感受如何,也就是心理健康状况。一些人说自己习惯上夜班,他们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证据表明,上完一段时间的夜班后,接下来的夜班就比较可以轻松应对,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的很难习惯上夜班。

加拿大的一项科学调查针对一小部分警察进行了研究。在警察连续值一周夜班的期间,研究人员持续对他们的睡眠时间、环境的光强度和体内分泌的睡眠荷尔蒙褪黑素的水平进行了监测。深夜,人们开始感觉疲倦并打算上床睡觉,人体通常会在这时分泌褪黑素。如果一个人已经很适应晚上工作,褪黑素的峰值就会出现在白天。研究中,褪黑素分泌模式已经转变的警察感觉更开心,值夜班时也更警惕,而且反应时间也更短,不过调查发现只有40%的警察褪黑素的分泌模式发生了转变。

另外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涵盖了加拿大和美国的3,000多名夜班警察,对于无法适应夜班的警察来说,后果很明确,他们中有40%确诊出现了某种睡眠紊乱症状。

即便你的心理感觉状况良好,但是长时间的夜班生活会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也是一个问题。研究熬夜对人体生理造成的影响时,科学家面临一些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区分夜班导致生活方式改变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和夜间工作产生的直接影响。上夜班的人更难保持饮食健康和规律运动。这不仅是因为大半夜色拉不好找,而且当一个人想努力保持清醒的时候,恐怕也不太想吃色拉。这让人们在晚上更愿意吃快餐和外卖。匹萨和咖喱吃起来方便,而且吃完也能让人感觉更开心,不过每天晚上都吃这个肯定不怎么利于健康。上夜班也会导致运动机会减少。忙活了一个白天之后,你也许还能逼自己去健身房运动一下,但若是你已经熬了一个通宵,下班之后哈欠连天,再去健身房练练就要难多了。

研究发现,与早班或晚班飞行任务相比,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休息日的时候心情更好。不论是飞早班或飞晚班,一般人肯定更喜欢休息而不是从床上爬起来去工作。但是,研究人员同时发现,飞早班的飞行员醒来时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更高,而且一整天都会分泌更多皮质醇。人们认为,长期皮质醇水平偏高可能导致患心脏疾病和高血压的风险提高。

不良后果不止于此。一项研究表明,上一个夜班就足以让人血压升高。

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上三个夜班之后,人体的基因表达会出现紊乱,也就是说,基因开始在错误的时间被激活。人体约6%的基因会在特定的时间被激活,但是经过几天的颠倒作息,这种模式很容易就被打乱了。另一项研究发现,经历5周昼伏夜出的作息后,人体血糖调节能力受损,人体新陈代谢也发生了变化,长期来看,这会导致II型糖尿病和肥胖症风险上升。

当然,这些都是短期研究,时间拉长之后人体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调节机制,但是多年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总体上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关于轮班制工作对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学界有诸多争论。许多研究结果发现上夜班会增加患病风险,而少数研究则发现不增加患病风险。但是发表于2012年的至今最长的一篇综述表明,轮班制工作的人群患心脏病的风险较高。即便将生活方式加以控制,倒班人群仍旧有较高的患病风险。

代谢综合征是对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醇等疾病的总称。对于代谢综合征来说,生活方式反而似乎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如果上夜班的人能够保证规律运动、饮食健康和远离香烟,尽管工作时间不正常,但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提高并不明显。

上夜班的人也有较高的患乳腺癌风险,尤其对于习惯早睡早起的人来说,上夜班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但是这些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无法告诉人们,哪类人更容易受夜班影响。是不是就像短期研究显示的那样,有些人的生理能够适应,而那些生理上无法调整的人就会受到长期影响?还是说所有上夜班的人都会面临风险?

人们的夜间工作形式多样,提高了相关研究的难度。与一周只有几天昼夜颠倒地上夜班相比,频繁的夜班工作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不过,在人们能凖确地知道什么样的人上夜班有损健康之前,从事夜间工作的人应该尽量保证饮食健康、规律运动,并且留意有没有出现这些疾病的早期症状。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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