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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华人心理健康报
作者: cp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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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50501000000 ~ 20150601000000


2015-05-14 09:33:47

主题: 人是否有权“终结自己”?法国“安乐死”新法案的辩论
【人是否有权“终结自己”?法国“安乐死”新法案的辩论】

                                         Miller & Mary 

今年3月17日,关于“生命末期”的新法案通过法国国会审议,法案没有准许“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但通过了病人可以获得“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的权利。此法案由左右政党两名议员负责起草,一名是2005年法案的发起者人民运动联盟UMP议员 Jean Léonetti,另一名是社会党议员Alain Claeys,政府试图在这项敏感的社会议题上超越党派之争,获取最大的共识。这项法案属于奥朗德2012年总统竞选的第21条承诺,没有直接提到“安乐死”的字眼,但表示充分尊重病人选择权,在严格规定下可以获得“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 

法国社会在临终关怀和晚期生活质量方面与中国相比要走在前面,在中国普通民众对“缓和医疗”,“安乐死”及“协助自杀”等概念鲜少听说的时候,法国从70年代便开始做“缓和医疗”的工作,到2002年已经提出了住家“缓和医疗”的方案,更好陪伴病人晚期的生活。 

最近几年在法国,随着多起医疗事件发生,“安乐死”成为媒体热议话题,进入大众视野。其中“Vincent Lambert”事件最具代表性,从一个家庭的法律纠纷可以看出“安乐死”法案的复杂性。 Vincent Lambert2008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只能靠人工维持生命,2013年他的治疗医生集体做出决定,根据2005年Léonetti法案向他的家人提议停止人工维持生命时,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此案一直诉讼到欧盟人权法庭,最终“安乐死”未被执行。2014年法国Ifop民意调查显示,96%的法
国人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即将审议的法案实则为“安乐死”的合法化打下基础,他们一月中下旬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各种集会和游行。支持者如“有尊严的死去”协会(ADMD)则希望法国能够像邻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一样通过“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的选择自由,他们认为这是对病人权利的尊重。


法国哲学家Rapha.l Enthoven说,这是一个关于“自由选择和生命的议题”,死亡在几乎所有社会都是禁忌,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看死亡,是伦理也是哲学问题。

《欧洲时报》本期采访了支持“安乐死”的协会——“尊严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和反对一方——“解脱痛苦而非致死”协会(Soulager mais pas tuer)的两名负责人,介绍面对“安乐死”。

【正方:安乐死是人道主义行为】

“尊严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协会已有34年的历史,主要工作是促进每位公民根据对尊严和自由的不同理解,有权选择自己生命末期的状态。因此协会希望法国政府能够制定法案允许“安乐死”,“医疗协助自杀”和“人人享有缓和医疗”。协会副主席Jacqueline Jencquel在巴黎家中接受《欧洲时报》的采访。

1. 提到“安乐死”,您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左派和右派或者是“激进派”或“保守派”的话题么?

不完全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我们都会死亡,这个话题关系到所有人。有人思考自己的死亡,这是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希望过多经历病痛的折磨,选择“温柔”地离开人世。另一些人选择不去思考自己的死亡,认为自己是永生的或相信来世,或者是相信上帝,认为没有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与我们政治立场无关。

2. 如何理解“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死去”?

活着和死去应该以尊严为前提,但“尊严死”不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有选择的自由。自由有边界,但这个边界开始于侵犯别人的自由,“安乐死”的选择自由没有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在法国我们有选举自由、同性婚姻自由,但没有选择死亡的自由,我们诉求的只是这个选择的自由,仅此而已。

生命的美好在于终有一日所有一切将会终止,因此我们知道每一刻都很美。19世纪诗人Alphonse de Lamartine曾说过,“生命之书绝妙,我们无法随心所欲打开,关上。美丽的文字不会读两遍,但最美的篇章会自动翻页,我们总希望回到挚爱的那一页,殊不知我们离开的那一页正停留在手尖了。”

3. 选择权和生命权,很容易让人想到欧洲曾经的堕胎法案,您也支持过堕胎选择的自由,如今的“安乐死”议题和堕胎自由议题有何可比性?

这是两种自由,一边是女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身体,“安乐死”则是每个公民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很多人认为堕胎是谋杀,但堕胎对于实施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倍受这个问题困扰,因为当时缺少避孕手段,所以怀孕的几率高,但我们并不希望奉子成婚,只能被迫堕胎,因为你自己的境遇不希望孩子出生,如果不能保证孩子良好的教育和生活,孩子不如不出生。所以女性应该自己选择堕胎与否,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男人或者国家来决定。

这两项社会运动有相同之处,是为了两种自由,但如今我们可以避免怀孕,但不能避免死亡。每个思考的人都应该试想自己的死亡并为其作准备。 

4. 当我们谈论自由时,讲的也是个体的意愿。但作为普通人,我们的意愿会随时间改变,我们也会因为当初的某个决定后悔。这也是“安乐死”应该考虑的因素吧?

病人从开始到最后都需要做出决定。如果你做过“生前预遗”说如果你在某种情况下,实行安乐死,但临死前你改变主意,希望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你,最后他们也会竭尽全力救你。你做出预遗某种情况下不要求治疗,这里面当然有个风险,如果你没有做预遗,可能被救活而不是死去,但这是你自己冒的风险,冒险多活一点,还是少活一点。

这不是生和死的选择,这是多活一点,还是少活一点的选择。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都避不开死亡,“生前预遗”仿佛你做了个赌注,如果输了,可能是少活几个月,或几年。做怎样的指示,都取决你的年龄大小,如果你比较年轻,你会做一种预遗。但像我,年纪大了,孩子们都长大了,结婚了,如果我现在得了绝症,我不会选择治疗而是选择死亡。但如果我是20岁,我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5. 瑞士、比利时等国关于“生命末期”的法案,对法国有何启示?

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都是合法的,在瑞士则只有“医疗协助自杀”是允许的--病人自己可以吃一定剂量的致命药品,自己动手打开毒药开关,病人要在摄像机镜头前,说这个决定是没有回头路的,如果你打开,你会死去。这一点做不到,在瑞士“医疗协助自杀”是不可能的,瑞士不允许医生主动给你注射。

但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允许“安乐死”,但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必须符合很多条件,首先你因为绝症备受折磨,或心理生理痛苦太大,或是年龄太大生理机能减弱疾病缠身不能有尊严的活着,你得列出你受到一条条的折磨,他们才会帮助病人“安乐死”。 

6. 你的一个朋友叫Nicole Boucheton到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也陪同她去了,作为见证者,您能否讲一下这次旅程?

Nicole Boucheton的选择意在表示对“安乐死”支持,她是ADMD的副主席,本可以有能力想到办法在家安静地离开人世。但她去瑞士,并留下一封信,解释为什么她要去瑞士,因为在法国没有法律。首先法国法律没有自由,我们没有自由选择死去的时间和方式;其次没有平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瑞士的,她有能力支付她自己和我们的旅费;再次法国没有互助精神,当时医生只能切除内脏,体外排泄,她无法接受这一条,她更希望死亡。

去年8月,我和她的丈夫和妹妹一起去的。她很平静,想到马上解脱,非常高兴。当然她的丈夫和妹妹非常悲伤,尤其是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非常地艰难。但她离开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她闭上眼,和所有人告别,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分钟。所以说到平等,所有人都应该有权选择。当然不是所有人我们都帮助其自杀,比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失恋,伤心欲绝,或有人丢了工作,都不会协助其自尽的。 

7. 您曾说过“安乐死”是种人道主义行为,而非单纯的医疗行为。

我的意思是,安乐死并非是一些人说的“谋杀”,因为“谋杀”是违背别人意愿。当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剩下折磨痛苦,你帮助他从生过渡到死,作为一个桥梁,对,这就是人道主义行为。

比如Vincent Lambert 案件很混谬,对于他的亲人来说也很荒谬,这非常不人道 如果他做了“生前预遗”,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医生应该陪伴自己的病人一直到最后一刻,如果医生说我做这一行只是为了救助,他应该选择另一种职业,我们不可能治好所有人,我们也不能减缓所有人的痛苦,这不可能的。医生陪伴病人到最后,医生的职责包括:救助,解除痛苦,如果不能解除痛苦,那便帮助死亡,如果他做不到,他应该从事其他职业。医生不是单纯的救护员,他得有人道主义精神。 

【反方:死亡不是个人的事】

“减轻痛苦而非致死”运动(Soulager mais pas tuer)联合了7个组织聚集了诸多医疗从业人员和普通会员,反对一切形式的“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支持“缓和医疗”,同时得到得到老牌支持“生命权的”Alliance Vita协会支持。1月21日,国会进行了关于“生命末期”议题的不投票讨论,“减轻痛苦而非致死”运动在全国55个城市游行反对政府提议的新法案。运动的总代表Tugdual Derville在他们的巴黎办公室接受《欧洲时报》的采访。

1. 协会对于2005年Léonetti法案和2015年新提案持何立场?

我们支持2005年Léonetti法案,因为法案禁止“安乐死”和“持续无效治疗” ,支持“缓和医疗”。对病人进行临终陪伴,医护人员和病人信任的基础便是不伤害。这个法案还规定了有些特殊情况可以解除人工维持生命措施,病人死去,但解除人工维持生命措施,目的不是让病人死而是减轻痛苦。

2015年法案,虽没有正面提出“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总统和总理至少现在在言语中未使用“安乐死”这些词汇。但是我们的担忧在另一方面,法案提出可以注射“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作为一项权利,这样的提法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安乐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态度意图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法律制定和医疗方案实施是为了生还是为了死,这是问题的关键。 

2. 您如何看法案给予病人的权利?

病人有时也会提出自杀,“安乐死”等要求,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们都要去聆听。如果我们不聆听,是对病人不尊重。我们要聆听,但不能一字一句都当真。病人和医生的对话交流才是治疗的前提,只有医生才有医治和做决定的权利,医生的职责不是执行病人的心愿而是照顾病人的健康。病人的“生前预遗”之前只是作为参看,如今对医生却有限制作用。医患双方的关系过于形式化,有可能过于极端,因为日常的交流药物定夺才是诊断病人的唯一途径。

再说下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没有约束和限制,但病人通常都会有折磨,如果知道诊断结果是个坏消息,我们便生活在危机中,更而求死,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而不是因此求死。 

3. 您是如何看待选择权和生命权的?

哲学层面,我讲一下自由,所有的法案都是关于“生”的法案,不可能有关于“死”的法案,这是我在“临终照顾”中体会到的,我们和Alliance Vita发起了“生命末期SOS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眼里这个人是百分百活着的:他们有些很小的诉求,比如约见某人,收到鲜花,或只是品尝一下美食。

我们要看这个人,前提是预设他们是百分之百有生命的,眼里没有植物人或濒死的人这一说词,他们眼前都是百分百有生命的人。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生命之赌,我们选择生命一方。

或许你说最后允许安乐死的都是年纪大或生命末期的,但如果我们打破了一个禁忌,以后如何定夺衡量价值的尺度?在生与死的辩论中,唯一的例外可以使整个规则变形。如果我们说,这一个案例可以这么做,那对于其他人应该怎么做?这更是社会选择,比如对这些病人来说,他们非常脆弱,正因此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我们要花费精力和金钱去照顾这些人,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4. 您是巴黎高政毕业,又是高商ESSEC毕业,自己如何走上支持生命权的社团组织工作的?

我的故事,和生命有关。我20岁的时候遇到一个重度残疾的孩子,他脑部神经有问题,只能通过眼睛交流,和这个孩子的交流,改变了我的生命,给我带了欢喜,我被他的人性感染,我和他待了一周的时间,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继续学业,后来在政府的体育青少年部做过实习,做残疾青少年娱乐活动项目总监,我的第一份工作在穷小子协会(petits frères de pauvres)。我同时组织了一个跨代交流的平台,10岁的孩子同年纪大的人交流,看到这些孩子如此聪慧,愿意和这些老人们一起玩,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5. 最新的Ifop民意调查显示96%的法国人支持“安乐死”,你是怎么看这一结果的?

安乐死被介绍为“得了绝症受到很大的痛苦后无痛苦死去”,非常不幸,在法国“安乐死”这个词在人们眼中有了褒义。死亡不是个人的事,死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生活环境不尽如意,有人自尽,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受到影响,我为他的亲人致哀。

有人说痛苦有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正因如此,我们要去解脱痛苦,而不是杀害。如今在法国有种对死亡恐慌,我们无法结束生命,但在止痛方面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人认为痛苦和解脱是无法协调的,我是支持“缓和医疗”的。生活便是忍受,生活中会遇到心痛,生活是一系列的分离和重建,如果痛苦了便认为要结束生命,而不是选择迎面困难向前看,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支持“缓和治疗”,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缓和治疗”。Ifop不断发起这样的调查,而如今法国仍未通过安乐死方案,因为公权力非常明白如果决定不慎重,公共医护系统受到影响结果不堪设想。保证医院系统良好运营,这里面还有政治上觉悟。

有很多法国人说,我支持自由,支持选择的自由,是因为他么不知道这一自由带来了更多的不自由。如果我们选择安乐死,我们如何做止痛的研究,如何更好的提高医学水品,如何发展“缓和医疗”?政界和医生的意识更加敏锐,如果政府明白自己的责任,不会因为一项调查便去将其付诸实践。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5-05-14 09:27:43

主题: 深入泰国的变性人酒吧,探访第三性舞女
【深入泰国的变性人酒吧,探访第三性舞女】

                                    M. M.
 

泰国以数量巨大的变性人闻名于世。在泰国当地,这个团体被唤作“katoeys”。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泰国社会对变性群体持相对包容和开放的态度。

泰国曼谷,Cascade Bar的变性舞女们被分成两拨,一拨在旋转舞台上热舞,另一拨则在台下陪客人喝酒玩乐甚至被客人带出去开房,两拨人每20分钟轮换一次。Cascade Bar约有45名变性舞女,它是曼谷当地的四大变性“go-go bar”(“go-go bar”一词原指以Go-Go舞为特色的一类夜总会,酒吧,或类似机构,现通指夜总会、迪斯科舞厅、滑稽剧院或脱衣舞俱乐部等以舞者为最主要的展示焦点的娱乐场所)之一。

据统计,泰国是全球变性人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施行变性手术最多的地方,泰国政府2009年曾立法规定,20岁以上男性可自主决定是否变性。在泰国,变性人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不必担心受到言语或行为上的侮辱和骚扰。

尽管泰国民众对变性人群体普遍持默认的包容态度,但这种接纳并未延伸到职业领域。很多拥有大学文凭的变性人找不到工作。大众普遍认为变性人隶属于“娱乐行业”。泰国民众会对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皱起眉头,对变性人却不会。许多变性人抱持着这一“职业观念”长大,甫一成人,便投入“命定角色”的演出,有些变性人甚至是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去。图为泰国曼谷,Cascade Bar后台,为表演做准备的变性舞女。Cascade Bar坐落在曼谷三大红灯区之一的“娜娜娱乐城”内。这里有大约40家“go-go bar”,其中有四家是变性“go-go bar”。每个变性“go-go bar”雇佣着30—50名变性人,最多的一家有近百名变性舞女。 

变性人群体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认同感和社会尊重,从业门坎极低的性行业,无疑成为变性人群体收获认同感的最便捷的选择。在这里,客人们热辣的目光和大把撒下的嫖资无一不证明着她们曼妙身材产生的致命吸引力——他们对认同感的强烈渴望加深了他们对性行业的归属感。图为澳大利亚游客Scott与变性人舞女Coco在一起。

多年以来,泰国一直是亚洲主要的性旅游目的地。为数众多的旅客中不乏前来寻找艳遇的同性恋者。变性舞女一般不会与男同性恋者上床,因为这意味着顾客“娜娜娱乐城”是曼谷最大的红灯区之一,这里坐落着40家“go-go bar”,其中四家为变性人“go-go bar”。 

把他们(变性舞女)当成男性。Coco说,如果她答应男性顾客提出的“在性交时扮演‘男性’角色的要求”,那她一定是在想着钱。

Scott非常清楚Coco是一名未完全接受变性手术的变性人(从生理角度来说,Coco还是男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他说“我只是被这个神奇的介于男女之间的群体迷住了”。 

Bee是个毒品成瘾者。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她开始吸食一种名为“冰”的毒品,“吸冰后,我没有了饥饿感,每天只需要吃很少的食物,所以没有变胖的可能——这让我看起来一直像女人一样美丽”。据说变性人的寿命都很短——她们经历过手术的身体无法适应舞女们每天服用的大量雌性激素和安眠药。

Scott非常清楚Coco是一名未完全接受变性手术的变性人(从生理角度来说,Coco还是男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他说“我只是被这个神奇的介于男女之间的群体迷住了”。

这些酒吧都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盈利机制,“胡萝卜加大棒”是被广泛运用的激励方式:一周内接客最多的女孩将领到双倍薪水;一月接客未满8名的女孩将被处以罚款;每名舞女每天都要打卡,迟到、穿错比基尼、跳舞不够卖力都可以成为被罚款的理由。

25岁的Bee是变性人中的自由职业者,她没有去“go-go bar”工作,而是每晚流连于各个酒吧,寻觅合适的“主顾”。大众一般将变性舞女们视为淫乱、悲惨的群体,但变性舞女们并不这样认为。在她们看来,能够获得顾客的青睐,意味着她们的美貌与女人味得到其他群体的认同。她们明白,自己不太可能找到疼惜自己的丈夫,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得不到家人的认同——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年轻的身体,换取尽可能多的金钱,弥补家人,积攒养老钱。 

曼谷一家小诊所内,接受变性手术后,Bee从麻醉中醒来。主刀医生做这项手术已超过20年的时间,虽然他从未获得合法的行医执照,但“go-go bar”的变性舞者都对他的刀法赞誉有加。泰国变性人往往通过手术寻求性别认同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她们往往去一些小诊所里做手术,导致身体留下无法修复的创伤。 

虽然已经下班,但每当男游客经过,舞女们还是会一窝蜂追过去,对着他吹口哨,希望自己能够被游客选中。但“姑娘”们还是努力将梳妆台收拾得整齐清爽。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5-05-12 23:38:13

主题: “选择权”与“生命权”:谈谈美国的堕胎问题
【“选择权”与“生命权”:谈谈美国的堕胎问题】

 
——邓明昱 博士——


堕胎是个全球性的议题,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备受争议的一种行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争论非常激烈,主要为道德、宗教和女性身体权问题。道德方面,反对者认为胎儿的生命属于胎儿,所以其他人不能随意剥夺胎儿的生存权利;宗教方面,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主导的国家认为,生命是神所赐于的,所以只有神才有权取回生命,而非人类。至于女性身体权,则认为胎儿是女性身体的延续,而当胎儿的存在对母亲构成影响,母亲有权中止胎儿的生长。

 40多年,堕胎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完全违法的。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很多人认为生命的起源始于受精卵的形成(有的人是因为宗教信仰,有些人不受宗教束缚也这么认为),而由于美国宪法的第5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不经过合法程序的前提下,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既然生命始于受精,那么反堕胎的人就认为,受精卵和未成形小胎儿便是“人”,这“人”没被依法判死刑,就不能给弄死。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做出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推翻了46个州的反堕胎法,确定了“三阶段标准”:肯定了妊娠第一期(妊娠头3个月)妇女作决定的自主权;在妊娠第二期(妊娠中3个月),为了妇女的健康,各州可以限制堕胎,但不能禁止堕胎;在妊娠第三期(妊娠后3个月),除非母体有生命危险,为了保护胎儿,各州可以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州都容许第三期堕胎。自从该案判决以来,美国第三期堕胎的数目已达数十万之多。

 1990年,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了堕胎法。但是,仍然有若干限制。如今美国有34个州法律规定青少年做人工流产必须通知家长或者得到家长同意。有29个州法律规定做人工流产的妇女必须接受州政府指导下的咨询,22个州法律规定人工流产手术必须推迟一定时间。大多数州拒绝使用政府资金为孕妇提供人工流产服务。

 目前,美国每年有近630万妇女怀孕。其中52%是事先计划中的怀孕,48%是未计划的怀孕。这630万怀孕事件中有三分之二最终导致了分娩其余的是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美国的人工流产率(每年每1000名15-44岁的妇女中做人工流产的人数)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是中等偏低的,为21。世界平均值是35。中国是29。美国妇女平均每三人之中有一人在一生中要做至少一次人工流产手术。

在美国,堕胎的方法主要有:月经规则术、真空吸引术、子宫扩刮术、子宫药物灌入法、子宫内装置放置法、子宫刮除术、子宫切开法、阴道塞剂放置法、RU-486投药。

 近年来,美国愈来愈多的州通过了日益严厉的限制堕胎法,这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赋予美国妇女的堕胎权构成了极大挑战。自2012年以来,全美30个州一共颁布实施了180项限制堕胎的法律(《美国之音》2013年8月27日报道)。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当代美国妇女运动,其目标涉及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争取堕胎合法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但在今天,在主张妇女隐私权以及通过发表冗长讲演阻止议会表决反堕胎议案均不奏效的情况下,为了抵御堕胎权受到的攻击,支持堕胎组织改变了策略,转为促进维护妇女健康的工作。他们强调“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努力确保妇女能够得到计划生育方面的服务,使她们在一旦怀孕的情况下,愿意承担做母亲的角色,并且愿意组成一个家庭,而不是在不甘心的情况下意外怀孕,而不得不面临是否要堕胎的决定。”

 堕胎一向是女性主义有关生殖自由的重要议题,有所谓“为选择”(pro-choice)与“为生命”(pro-life)之争论。不少女性主义者宣称要不要怀孕是女性的身体权,属于基本人权,怀孕之后是否堕胎也应由女性自行依据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生活形态等等因素决定,拒绝由国家制定法律径行介入,也反对由家长或配偶过度参与堕胎与否的决策。

 美国《赫芬顿邮报》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通过联邦法律,对怀孕20周后的堕胎实施限制。不过,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根据盖勒普公司的一项最新民调,受访者当中,48%的人自称维护生命权,45%的人自称支持选择权,26%的人主张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属合法,20%的人把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视为违法,38%的人认为,某些情况下的堕胎是合法的。

 尽管在中国,堕胎往往会被人认为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但中国的堕胎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记得3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当医生时,到医院做人工流产必须出据单位介绍信。现在是完全不用了。不少中国人有些纳闷:在美国这样一个“性解放”的国家,堕胎却有着诸多限制。既然有了“性自由”,为什么不能有堕胎的自由呢?这难道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和惩罚吗?对中国人来说,美国的堕胎争议确实颇为费解,因为有了计划生育的国策,所以对堕胎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在美国,堕胎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民生问题,这是造成两个国家在堕胎问题上持完全不同立场的根本原因。

 据《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6日的一篇报道: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人诊所做的人工流产数字。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重复流产的情况尤为严重。

 不言而喻,堕胎泛滥还造成一些严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迄今为止,中国青少年多元化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同目前提供的针对这个人群的信息、教育及医疗保健服务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现在,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5-05-12 23:35:42

主题: 让我们坦率地谈论“性”—美国的青春期性教育课程
【让我们坦率地谈论“性”—美国的青春期性教育课程】

 
我今晚没道理非去不可的理由如下:如果我想聊这些,我早就聊了;这是我的身体;这纯属浪费时间;这纯属浪费钱;我知道我需要知道什么;我觉得这听起来好蠢;这太陈词滥调了,我当然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鉴于我抽出了自己宝贵的晨间时光,给你写下这些极其正当和漂亮的理由,来说服您别让我去(而且我不怎么擅长打字,这实在花了我太长太长的时间),加上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完全不想去,求您就别让咱俩去受这个罪了吧。

——求、您、别、让、我、去。我、真、的、不、想、去。——

 这是五年级学生利娅·利金(Leah Likin)所发出的恳求。恳求的对象是她的母亲——她刚刚为自己和女儿申请了一门介绍青春期的课程,共分上下两堂,名为“女孩专修”。这篇抗议信中还含有更多的反对言辞,可惜却未能如愿——母亲最后还是把女儿带去了。但是利娅有许多同伴,那些和她一样抗拒的同龄人,双臂抱胸,低垂着眼帘。这门课程又分为两个专题,分别针对青春期前的男孩和女孩,主要在美国西雅图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旧金山湾区进行,在去年先后吸引了1.4万名参与者。他们有的是从儿科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有的则是从其他参与者那里听说的。

这门课程的创始人朱莉·梅泽尔(Julie Metzger),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将这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容易令人脸红的活动——有关“人生真相”的谈话——转化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坦诚对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她还是一名华盛顿大学护理学院(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Nursing)的研究生,正在浏览有关女性了解初潮(即首次月经)途径的调查数据,用来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做准备。大部分女性都表示,她们是从体育课或自己的母亲那里了解到有关知识的。“你可以想象这些短至10秒钟、长则10小时的谈话都是什么样子,”梅泽尔说。“于是我想,要是有一种课程,能让你和父母坐在一起,听别人介绍这方面的事情,不是很有趣吗?要是这堂课程还好玩、搞笑又充满互动呢?”

梅泽尔今年56岁,精力充沛,脸色红润,有一双蓝眼睛。她说她一直都能很自在地讨论性方面的话题;她的父亲是泌尿科医师,母亲是护士。“给我一支话筒,”她说,“我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话题,甚至能在全班面前哭出来,而且是真哭。”

她开设的青春期课程,于1988年在匹兹堡的阿勒格尼医院(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首度问世,那时她正是这间医院的儿科护士长。她说,当时来参加的人多到不行,以致于“我们只好办了两次”。课程如此大受欢迎,让她确信,大众之间确实存在着强烈的需求,想要直率地聊聊成长的话题。她在1990年搬回美国西部(她是在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市长大的)后不久,便开始在西雅图儿童医院(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开设同类课程。

“父母们带着深受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子女之苦的心情走进来,而我的工作就是彻底转变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与子女建立亲密关系,”她说。“这听起来很是妄自尊大,但是我只要走进那个房间,就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我的工作。”

不久前的一个冬日晚上,梅泽尔站在医院的大礼堂门口,热情地迎接着一对又一对母女,仿佛早已与她们熟识。她让每个姑娘都去拿一张索引卡和一支印着她公司名字“伟大谈话”(Great Conversations)的圆珠笔。每堂课的头一个小时,是一场例行的教育性独角戏:梅泽尔会把一片卫生巾贴在肩膀上,让大家看到它并不会左右滑动。但是第二个小时则全部留给姑娘们来问问题。梅泽尔认为,让孩子们来提问可以培养亲昵感,也能让这些家长们亲耳听听自己的孩子都关心些什么。在第一堂课中,当大家的关注点都放在青春期所带来的生理变化时,梅泽尔常常会被问到:为什么我们要长阴毛?经历身体的迅速发育是什么感觉?我要怎么知道自己何时会来月经?

姑娘们在索引卡上写字时,有的会用自己的手肘挡住母亲好奇的视线。(大胆一些的姑娘有时则敢于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是第三排的苏珊,穿着红色的衬衫。”)梅泽尔在课间休息时收回了所有的卡片,随意地叠成一摞,然后戴上一副红色厚底的阅读镜,就此开始。

“男生能用卫生棉条插在阴茎里吗?”她念道,“绝对不行。他们是可以试试看,但我不建议他们这么做。”她将这张卡片丢到了地上。

“只要发生性行为就一定会有小孩吗?”她念道,“我和我丈夫结婚28年了。我们大概已经发生了1,000多次性行为。我很乐意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生出了1,000个小孩。有办法让你不用怀上宝宝,也能表达和分享你的爱意。”又一张卡片从她的手中丢了出去。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会疼吗?”她念道,“当两个人的身体重合在一起时,一方的耳朵可能会撞到另一方的手肘,但因为你选的是一个你爱和信任的人,你会说:‘请把你的手肘从我的耳朵上拿开。’然后他们就会说:‘没问题。’我看起来像是那种明明觉得很疼,却还会选择去做1000次的人吗?不,我才不会。”

第二堂课则深入探讨另一性别的青春期,同时讲解生殖和如何做决定。梅泽尔很有把握,至少会有一个姑娘问到,你怎么知道你想不想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在我参加的那堂课上,果然有人问了这个问题,于是她敏捷地走到了礼堂的一头,说:“假设现在是周二晚上8点12分,你经过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会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姑娘们高声答道。

“那如果还是晚上8点12分,你偶然遇到了坚宝果汁(Jamba Juice)店里的拉尔夫(Ralph),而你们全家每周六都会去买一杯坚宝果汁。你又会怎么做?”

“向他问好,”有人大声答道。每问一个问题,梅泽尔就会朝着房间的另一头走上几步。“如果那是你在下午2点半之后就再也没见着的朋友呢?你会有什么感觉?”

“开心!”

“结果会怎么样呢?到朋友家过夜!那如果你看到的是你的祖母呢?你深深地拥抱了她,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她会带你去购物。但如果我走向一个陌生人,和她握了握手,又会如何?如果我像你拥抱祖母那样抱了抱拉尔夫呢?”

姑娘们咯咯地窃笑了起来。此时,梅泽尔已经走到了房间的另一头,她用动作来加强说明,不同的关系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噢!”梅泽尔夸张地说道,“你说我的行为没有表现出我对这些人的感觉?如果你这么跟我说,那么要是有两个人的身体能够靠近到足以让男生的阴茎插入女生的阴道的话,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看上去的确是人类最了不得的行为之一,那我也得把它与人类最伟大的品质结合起来——信任、尊重、爱、承诺。所以才有人说这件事只有成年人才能做,还有人说这件事只有在结婚后才能做。”

男孩与女孩所经历的青春期是不一样的。就女孩而言,青春期通常是在10岁或11岁时开始,然后持续五到六年的时间,中间夹杂着几项特别的表现——胸部发育和月经初潮。男孩的青春期则开始得晚一些,大约会是在11岁或12岁的时候,持续的时间也会更久。许多女孩在高一时就已结束了青春期——根据定义,也就是身体发育停止的时候。而男孩则可能直到进了大学后都还在发育,而部分第二性征,例如胡须生长,可能要到他们20多岁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男孩专修课的第一晚,还包含一段音乐间奏——《阴茎歌剧》(The Penis Opera),内有数名男孩的假声合唱,并由他们父亲的低音来为他们和声。青春期前的男孩总觉得讲出“阴茎”这个词是件很滑稽的事,我儿子(当时11岁)在四下环顾观察他人的反应时,便哄笑了起来——这或许是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谁会用最高的音量高唱“阴茎”吧。

“也许你一直以来用的都是‘小鸡鸡’、‘老二’、‘小弟弟’这样的说法,”讲师格雷格·斯茅利智(Greg Smallidge)对观众说,他是一名性教育工作者,负责教授男孩专修课中的很多内容,“抚养我们长大的那代人,都认为直接叫出这些身体部位的名称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这首《阴茎歌剧》。我们需要讨论性器官。”

但是这番对话所应包含的内容还远远没有固定下来。1913年,芝加哥成为美国第一处将性教育纳入科目的主流学校体系。100多年过去了,这门课程依然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教学大纲。详细的教参,还是在2012年作为学区资料发放的,这套教参为K-12的全方位性教育给出了最低程度的建议,但是是否遵从全凭学校自愿。“就我所知,目前尚无哪个州或学区全面采用了这套教参,”负责为一个由三家非营利机构合作的项目“性教育之未来”(Future of Sex Education)协调方针制订的达南·索拉切(Danene Sorace)说。结果便导致不同学校的性教育普遍存在着巨大差异。有些地方,例如新泽西和芝加哥,就开设了针对不同年龄的性教育课程,从幼儿园开始,一直持续到12年级。其他地方,例如内华达州的克拉克郡,也就是拉斯维加斯的所在地和全美第五大学区,采用的则是基于禁欲主义的性教育大纲。许多州都没有相应的政策;有半数以上的州共同分享联邦政府每年下发的5千万美元的资金,通过社区计划宣扬禁欲。

“伟大谈话”代表着一次偏离传统性教育路线的独特转变。梅泽尔认为,青春期和发育期应该纳入亲子交流的范畴,而非仅仅局限于师生交流。“我们同时与亲子两代对话的想法,就是这一观念的核心所在,”她说道。

全国防止少女意外怀孕运动(National Campaign to Prevent Teen and Unplanned Pregnancy) 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87%的青少年都表示,与父母“坦率、诚恳”的对话能帮助他们推迟性行为,避免怀孕。参与了综合性教育计划的学生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时间均有所推后,发生性行为的次数和伴侣的人数也会更少,并且比他们的同龄人更加注重避孕措施。(相反,单纯的禁欲要求从未成功延长过青少年保持童贞的时间。)“作为年轻子女的父母,我们的事情真的很多,”索拉切说,“但是性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如此忌讳的话题,乃至于只要一谈到青春期的话题,我们就失语了。”

这或许就是为何无论父母还是学校,通常都会从一种严肃的医学角度来传达性的相关信息,这些临床信息中充斥着对性行为后果的畏惧。在那些提倡婚前禁欲的人看来,梅泽尔这样的态度根本是在鼓励性开放。但是将这方面的谈话内容仅仅局限在禁欲的话题内,“对性的理解并不全面”,梅泽尔如是说。“伟大谈话”的课程由于俱为自愿参与,因而可以比学校主导的性教育更放得开;他们能够避开那些抱持着种种反对意见的批评者,比如认为不应教导孩子有关自慰的知识。“我们并没有强迫大家必须了解这些,”梅泽尔说,“大家都是自己选择加入我们的。”

梅泽尔的最大挑战,或许仍在于要如何找出一种特定的方式,与背景及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众多家庭同时交流。这门收费70美元的课程,吸引到的多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质素基本相当的人群。不过这几年来,梅泽尔和她的事业伙伴,同样负责管理男孩专修课的罗伯特·雷曼(Robert Lehman),也在尝试引发低收入父母的兴趣。他们在帕洛阿尔托市获得了成功,那里的课程会定期以西班牙语讲授。但是在西雅图,据梅泽尔说,她却一直在苦苦寻找合适的社区合作方。他们原本曾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定下合作,可惜最后却化为了泡影,因为他们需要将讲师语速极快的讲授内容同步翻译成数种语言。

本月早些时候,梅泽尔收到她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发来的电子邮件:有批弱势学生,有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有的是虐待行为的受害者,伟大谈话愿意为他们讲课吗?她的公司有两名讲师对此很感兴趣,梅泽尔正在构想这样的一堂课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不能是同样的一套东西。”

梅泽尔的课程或许还需发展出其他形式。临床性学家林德赛·朵尔(Lindsey Doe)在YouTube上开设了一个个人频道“性释”(Sexplanations),涉及的话题从接吻到肛交,无所不包。她也和女儿一起参加了伟大谈话的课程。让她失望的是,课程的焦点仅囿于男孩或女孩的话题。那些跨性别或双性的孩子又该何去何从?“我非常热爱这门课程,所以我真心想让它变得尽善尽美,而这就是本可以让我的课程体验尽善尽美的那部分,”朵尔说。

梅泽尔对于这个主意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在她刚开始教授这门课程时,要找到得当的表述将领养家庭也囊括在内,是一件很需要技巧的事;而今,需要她费心思的,则是如何解决性别认同的问题。“我们的课程在五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调整,当时我们的听众纷纷开始要求围绕着同性恋和跨性别者,谈论一些更为开放的话题,”她说,“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平衡我们课程的适用面,可能我们在进度上有点落后了。”

11月份时,我又和我10岁的女儿席拉(Shira)一同参加了“女孩专修”课程。在我们等候课程开始的时候,现场充满张力的紧张空气中,似有一股暗流涌动。在场的母亲们看起来都很有压力,女儿们则一脸窘迫。席拉本来也不想来。“我不想学什么青春期的东西,”她撅了撅嘴,“这个词就让我不喜欢。”但是当姑娘们四下张望的时候,有的却暗暗找起了朋友,也有的似乎壮起了胆子:也许并不是只有自己的父母会硬拖着自己的孩子来听什么阴茎和阴道的事情。

然后梅泽尔就征服了她们的心。中间有一个时候,她给大家发了一份女性生殖器官的图示,要姑娘们在回家后,赤裸着身体站在镜子前,将这张图摆在自己的肚子上,感受一下这些器官都在自己体内的什么位置。当席拉的图画掉到了地上时,她冲着我顽皮地咧嘴笑了几声,问道:“妈妈,你能把我的子宫捡起来吗?”

少顷,当话题进行到要如何放入一根卫生棉条的时候,她向前靠了靠,露出了一脸的好奇——我从没跟她解释过这个问题。“有些姑娘担心自己会放得太深,”梅泽尔说道,“万一自己正在参与义工活动,而棉条突然从耳朵里跑了出来,那可怎么办?”她假装磕磕绊绊地走过房间,然后从耳朵中掏出了一根棉条;这段表演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这种事……”梅泽尔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是不会发生的。”

一个月后,就在12月份一个细雨迷蒙的星期一,我遇到了现年14岁的利娅·利金。她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从头顶的褐色渐变至发尾的淡金色,一边说着话,一边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手中的一把锁头。我问她三年前为何打定了主意拒不参加梅泽尔的课程。她费力地解释了一番。在最后,她带着泛红的脸蛋说(这让她脸上的雀斑更加惹眼了几分):“我想那时的我大概是不想长大吧。我满足于当时的一切。我现在就开始意识到,那次的课程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朱莉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全在一起经历这个阶段,而你没有什么问题,”她说,在话中提到了梅泽尔,“这也是我妈妈一直在说的话: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5-05-07 23:06:30

主题: 别让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别让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如今的育儿有两大关键特征。第一,现在的孩子得到空前多的夸赞。桃乐丝·帕克(Dorothy Parker)曾经开玩笑说,美国的孩子不是抚养大的,是激励大的。他们得到了饮食、庇护与喝彩。这话在今天更是无比正确。人们不断对孩子说他们如何如何特别。 

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孩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造磨砺。在精英体制下,竞争空前激烈。父母比以往更担心孩子能否进入优秀大学,踏上职场坦途。比起以前几代人,现在的父母会花更多的时间对孩子的技能和履历进行投入,开车送他们去训练和排练。 

这两大倾向——更多的夸赞和更多的磨砺——是紧密结合的。孩子沉溺在爱中,但那爱是有指向的。父母向孩子倾注无限的感情,但那是精英至上的感情。其中掺杂着帮助孩子取得世俗成功的欲望。 

而这时常会表现为操纵欲。父母无意中用他们的微笑和皱眉作了向导,让孩子往他们认为可以通往成功的行为发展。孩子努力学习、训练、得第一名、进入名牌大学,会让父母心中充满欣喜。 

这样的爱是基于价值判断的。它不是单纯的“我爱你”。它是“我爱那个在我的平衡木上不掉下来的你。只要你在上面,我会给你无尽的赞扬和体贴”。 

有条件的爱是一只潜伏在家中的狼。父母对此毫无知觉;他们觉得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爱他们的孩子的。但孩子的感受却往往不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会觉得童年是一场表演——在体育竞技场上,在学校里,不一而足。他们会开始认为,他们得到的爱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我,而是某种他们要争取的东西。 

这些孩子开始认为,掺杂价值判断的爱是纵贯寰宇的自然秩序。那些转眼即逝的赞许或不满,是深深嵌入在交流之中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它们会引起巨大的内心压力,让孩子认定要想配得上这份爱——有自尊,自己需要按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有条件的爱若隐若现,营造出一种恐惧,让人担心世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爱;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可靠的,让年轻人可以尽显坦诚和自我。 

另一方面,这些家庭中的很多家长与孩子都异常亲近,他们时常交流。然而整个局面很纠结,这些家长下意识地将孩子看成是一个艺术项目,坚持让孩子去上大学,找工作,从而让父母有地位、感到愉快,因为这能印证他们作为父母卓有成效。 

与此同时,对于父母的爱感到不确定的孩子,也会对父母的爱产生贪婪的渴求。这种有条件的爱具有腐蚀性,会侵蚀孩子内心里对求学、专业、就业独立做出决定的标准。在关键的决策节点上,他们会下意识地想象父母如何反应。他们指导自己的人生时,会参考这些想象的反应,并以高度的敏感应对任何冷淡或疏远的可能性。 

这些孩子会告诉父母那些可以赢得赞扬的事情,隐瞒自己生活中不会受到赞赏的事情。阿维·阿瑟(Avi Assor)、盖·罗斯(Guy Roth)和爱德华·L·德吉(Edward L. Deci)开展的研究显示,得到有条件的爱的孩子们从短期来看情况都不错,他们可以成为模范学生。但从长期来看,他们会厌恶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恐惧的影响,以至于会变得嫌恶风险。他们失去了主动性。他们会感觉,自己受到的驱动更多是来自于内化的压力,而不是真正的选择自由。他们成年后也会感觉没那么出色。 

两代人之前,父母们会比今天更愿意说,他们期待孩子们更听话。不过这种让孩子顺从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地下。父母通过明确地订规矩,直白地教训来要求孩子顺从的做法有所减少,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爱当做施加控制的工具。

精英至上的文化强大得出人意料。父母迫切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自然也就希望引导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走向成功。然而精英主义的压力有时却会把爱放在错误的基础上。精英主义的基础是努力赢得的成功,根源于才能和成就。然而父母的爱本应该不在意成就。父母的爱理应是无条件的支持——这种馈赠既不能买来也无法赚来。这种爱置身于精英至上的逻辑之外,是人类最接近大爱的举动。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5-05-07 23:04:43

主题: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早逝风险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早逝风险

A.D.H.D. Diagnosis Linked to Increased Risk of Dying Young

 

 

《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近期发表了迄今关于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死亡率的规模最大的研究,该研究报告:与无注意缺陷障碍者相比,确诊此疾病的患者的早逝风险较大,他们常在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中丧生。

研究分析了近200万名丹麦人的病历,然后发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早逝几率依旧很低,约为千分之三。但该疾病的患者往往并发有其他问题,例如药物滥用、反社会行为等,这些都会增加他们的早逝几率。

既往已有研究怀疑注意缺陷与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并提出了一些理由。然而,专家指出,这篇新论文对死亡风险及其背后可能的原因都做出了更清楚的阐述。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大学(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位于锡拉丘兹市,又译雪城)的精神病学教授史蒂芬·法劳内(Stephen Faraone)表示,存在注意问题的患儿的家长无需因该研究结果而感到恐慌。“但是,我认为,这项大型、高质量的研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并为及早识别并治疗A.D.H.D.提供了依据,”法劳内博士补充道,他本人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苏林·达尔斯高(Soren Dalsgaard)博士领导研究团队分析了在1981年至2011年之间出生于丹麦的所有儿童的病史。他们发现,在32061名确诊为A.D.H.D.的患儿中,有107人在33岁之前死亡。在将年龄、精神病史和就业情况等因素纳入考虑后,患者的过早死亡率几乎是非患者的两倍。

研究发现,在年满18岁后确诊的患者中,上述风险还要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这类病例通常较为严重,作者写道。研究团队还包括来自丹麦伦德贝克基金会(Lundbeck Foundation,研究的资助方)和耶鲁大学(Yale)儿童研究中心(Child Study Center)的研究人员。 

法劳内还说:这种高风险也反映出该疾病的诊断往往偏晚。患有注意缺陷却漏诊的儿童在学术和社交领域都更容易脱离正轨,他们在18岁前也很可能比同龄人更加冒失鲁莽。 

“看看这些经常伴随A.D.H.D.出现的问题吧:品行障碍、反社会行为、物质使用障碍,”他说,“其中唯一容易治疗的就是A.D.H.D.。”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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