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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华人心理健康报
作者: cp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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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151201000000 ~ 20160101000000


2015-12-20 23:20:25

主题: 如何用高跟鞋优雅地反抗性侵
【如何用高跟鞋优雅地反抗性侵】
                           Using High Heels for Self-Defense
 
 
前不久的一个雨夜,约30个女人聚在曼哈顿中城的一个排练场,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演习:用拳头锤击,肘击以摆脱锁喉,猛烈踢腿。她们大多穿着高跟鞋。
教练阿维塔勒·泽斯勒(Avital Zeisler)曾是芭蕾舞女演员,她站得笔直,留着黑色披肩发,让人想起了和桑尼(Sonny)搭档时期的雪儿(Cher)。她说:“训练目的是形成肌肉记忆。”
26岁的泽斯勒不是模特,也不是演员。她的课程不涉及钢管舞等花哨的舞蹈。她是徒手搏斗专家,训练过军事和执法人员及演员,包括克丽·拉塞尔(Keri Russell)、梅根·布恩(Megan Boone)和阿曼达·塞弗里德(Amanda Seyfried)等。
她对女人学习自卫很有热情,不管她们身上或脚上穿的是什么。她的讲习班有时收费高达每人80美元,但是这个讲习班是免费的。
泽斯勒对学员们说:“目标是打断攻击者的思路,哪怕只是让他眨一下眼。”
这句话让24岁的学员莉迪娅·比灵斯(Lydia Billings)印象深刻。她是一名摄影师、End Rape Now的创始人。她说,她最好的朋友在高中时遭到强奸,不过她自己之前从未学过自卫。
比灵斯穿着一双Payless浅口高跟鞋。她说:“几个非常简单而有力的动作能让你摆脱任何困境。”
泽斯勒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教授自卫术的人。指导性网站Howcast发布了一些关于如何在自卫中使用鞋跟的视频(现在是2015年,iPhone也可用作武器)。39岁的詹妮弗·卡塞塔(Jennifer Cassetta)是洛杉矶的一名私人教练,是合气道黑带三段高手。2007年,她开设了一个名叫高跟鞋与自卫(Stilettos and Self-Defense)的训练班。
卡塞塔说:“女人穿上高跟鞋会感觉很有力量。我很喜欢高跟鞋。我喜欢穿上高跟鞋后我的腿型。但是大部分女人穿着高跟鞋连路都走不好,更别提跑了。如果你跑不掉,那就得知道如何反击。你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不管你穿的是什么,不管你多高。”
虽然我们都知道高跟鞋可能是致命武器——去年,德克萨斯州的安娜·特鲁希略(Ana Trujillo)用5.5英寸(约合14厘米)的细高跟鞋刺死男友,被判终身监禁——但如果它是穿在脚上,你并不总能把它轻松取下。而且高跟鞋也会妨碍一种最好的自卫方式:逃跑。
但是,尽管人们一直在提醒高跟鞋的危险以及它对后背和脚踝可能造成的伤害(纽约州奥兰治堡市的运动足病医生、美国足部运动医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odiatric Sports Medicine]前会长罗布·科奈奈罗[Rob Conenello]说:“穿着高跟鞋运动对小腿很不好,可能导致撕裂或腱炎”),但是短时间内城里的女人不大可能停止穿高跟鞋。所以一些顾虑安全的人也在考虑这个现实情况。
据联合国的一项分析,全世界约有35%的女人称自己遭遇过暴力袭击,包括强奸、谋杀和性骚扰。
泽斯勒也是其中一位。19岁时,她被当时的男友性侵,之后陷入极度沮丧,离开多伦多的家,前往父亲的出生地以色列,学习以色列的自卫术——近身格斗(Krav Maga)。
2013年,她创立并开始教授Soteria Method(Soteria是希腊安全女神),它包括自卫、健身和“获得力量”。她认为自卫是“有能力创造、度过并保护你热爱的生活”。
她认为,女人不必通过改变外貌或“放弃女子特质”来确保获得自我保护的能力。
泽斯勒说:“我教自卫术时,想要确保它对女人真的有用。”她写了一本书,名叫《健康武器》(Weapons of Fitness)。这些武器应该包括Christian Louboutins牌高跟鞋。她说:“穿着高跟鞋训练的意义在于,如果你遭到攻击时穿的是高跟鞋,你拥有几种能救命的生存策略。”
57岁的洛丽·哈特曼·格维西(Lori Hartman Gervasi)是传统空手道的黑带教练,她也教授穿着高跟鞋自卫的方法。她认为,女人在遭到袭击之前就需要考虑自己的鞋子和衣物。
格维西说:“那样的话,她们就不会站在那里想:‘哦,不,有个混蛋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他的车里拖,我却正好穿着高跟鞋!’相反,这个女人应该知道很多摆脱这种折磨的方法。比如用大拇指戳他的眼睛,用高跟鞋刮他的小腿,然后踢他的腹股沟。”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写过一本书,名叫《像女孩那样战斗并获胜:女性自卫策略》(Fight Like a Girl … and Win: Defense Decisions for Women)。
29岁的塞弗里德跟着泽斯勒断断续续学了两年。她说,泽斯勒的建议还包括很多假设,“它是基本的求生方法,是关于如何战胜攻击者。不仅要学习,而且要把它变成骨头和肌肉记忆。她让我想象各种可能性,想象自己处于这些情况中。如果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攻击者挡住了出口,那你该怎么办”?
(泽斯勒说,正确的做法是打量攻击者,看他是否携带武器,然后寻找临时武器,比如椅子或鞋子。如果找不到临时武器,自卫训练能让女人们“近身搏斗,降低威胁”。)
33岁的凡妮莎·麦克丹尼尔(Vanessa McDaniel)是一个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平面设计师。她从2012年11月开始跟着泽斯勒训练。她对此很有热情,打算也成为Soteria教练。麦克丹尼尔是在更年轻的时候遭到攻击的,总是在设想当时她可以怎样逃脱。
她说:“跟着阿维训练让我更有信心。走在街上,我感觉自己能更好地应对吹口哨挑逗等情况,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用到过她教我的一些方法——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得看你怎么看了。”
26岁的戴娜·布鲁姆(Dayna Bloom)是纽约的一名歌手和词曲作者。她说,跟着泽斯勒学习让她不仅能自卫,而且更有魅力。
布鲁姆说,她学会了“如何攻击生活,就算没人攻击我”。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5-12-20 23:18:26

主题: 有时候你不得不失去爱情,才能找回它
——有时候你不得不失去爱情,才能找回它——
                     When Cupid Is a Prying Journalist
 

当我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时,我对贾斯汀·麦克劳德(Justin McLeod)的采访轻松了下来。我问他:“你爱过吗?”
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首席执行官设计了一款新的约会应用Hinge。我的问题显然是脱口而出的。
贾斯汀一脸惶恐。他说,从来没有人在采访中问过这个问题。“是的,”他终于回答道。“但我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然后他要求我停止录音。我点了停止按钮。
关掉录音后,他看起来松了一口气。她的名字叫凯特(Kate),两人是大学校园情侣,他总是伤她的心(此时此刻,他的眼里含着泪水)。他当时还不是最好的自己。后来他向每一个人都弥补了亏欠,包括凯特。但她现在生活在国外,已经跟别人订婚。
“她知道你还爱她吗?”我问。
“不知道,”他说。“她已经订婚两年了。”
“两年?”我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时候距离我走出一段20年的婚姻已有一年的时间,我对爱情是罕有的这一本质,进行了很多思考。实际上,我之所以采访贾斯汀,是因为他研发的应用,帮助我在分居后进行第一次相亲,对方是一名艺术家,我对他一见钟情。
我从未遇到过一见钟情的情况。他也是我下载贾斯汀的应用之后,第一个出现在我屏幕上的男性。
对于那些喜欢在家做记录的人来说,这件事里有很多个第一:第一款约会应用,第一个出现在屏幕上的男性,第一次相亲,第一次一见钟情。我很想了解这款应用的算法,它是如何凭借我们共同的Facebook好友发现、推测这个男人会占据我的心。他是一名雕塑家,关注情欲意象与花之间的关系。
“你得告诉她,”我对贾斯汀说。“听着……”于是,我给他讲了我在遇到我丈夫之前,爱过的那个男孩。
他当时是一名大四学生,在国外研究莎士比亚。我当时22岁,在做战地摄影师,常驻巴黎,我们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相识。在报道完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结束战争之后,精疲力竭的我前往伦敦找他。
在报道战争期间,我每天都会想他。我当时深受痢疾和手部弹片伤感染的折磨,因此不得不被“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运出兴都库什山脉,当我在洞穴里睡觉时,对他的爱促使我坚持了下去。
但我到伦敦几周之后,他却失约了。他说他会在某个周末到我在巴黎的公寓找我,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但20年后,我得知他那个周末确实飞来巴黎,但丢掉了那张写着我的地址和电话的纸。他的通讯录里没有我的号码。他没有录音电话。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朋友。他最终待在了酒店里,我则与下一个约会对象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生活就是如此。
到Google问世的时候,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屏幕上,是在我跟我小孩的一张照片里。那是某人对我的第一本书写的评论,那本书回顾了当战地摄影师的经历。不久,他就跟下一个约会的女人结婚了,有了三个小孩。生活就是如此。
我意外地找到了他。我在写我最新的小说时,做了一番关于剧团的研究,在他那个大众名上面,我看到他的照片。我写了封电子邮件:“你是在巴黎放我鸽子的那个人吗?”
我这才得知那个周末发生了什么,也才开始思忖,当年的错失有多大的后果。
几个月之后,他因公到纽约出差,那时是春天,我们在中央公园里的长椅上吃了午餐。我感到相当慌乱,我踢倒了柠檬汁,也把蛋沙拉掉在地上:我们消失已久的那份爱仍然存在。
我们为重逢感到释怀,发觉那个没有阳光也没了水的爱仍然存在,也让我们都很诧异。事实上,这种情绪之后还将影响我们两个的婚姻。他意识到,自己维护婚姻时,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也意识到,我付出了全心全力的关怀跟养分来照顾,花了23年耕种,但土壤贫瘠。
四年之后,我在纽约的另一张长椅上听贾斯汀讲述对凯特的爱之后,我突然感到有一种急迫性。“如果你还爱她,”我跟他讲,“而且她还没结婚的话,你应该让她知道。就是现在。你不会想要20年后醒来,再后悔自己当时保持沉默。但你不能用电子邮件或Facebook告诉她,你必须本人出现,也宁愿被当着面甩上门。”
他苦笑:“办不到,已经太迟了。”
三个月之后,他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邀我共进午餐。那篇我写他还有他的应用的文章——里头他让我提到了凯特(我以“玫瑰蓓蕾”[Rosebud]代称)——让人们对他的应用很感兴趣,他想谢谢我。
在我们约好的那一天,我到了餐厅,找到了服务员。“贾斯汀·麦克劳德,两位,”我说。
     “不是,”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说。“是三位。”
“三位?有谁要跟我们一起吃?”
“是她,”他指着餐厅窗外的一瞥急忙的身影说。粉色的大衣一闪而过,她草莓金色的头发在身后飘呀飘。
“是怎么……?她是玫瑰蓓蕾吗?”
“对。”
凯特突然进来,一把抱住了我。近距离看她,她很像另一个凯特——凯特·赫本(Kate Hepburn)。我在大学里师从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研究过再婚喜剧,凯特·赫本就常常在这种剧中出演。
这些电影是今天浪漫喜剧的前身,在美国摄制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当时通奸或不正当的性行为是不允许展示的。为通过审查,情节千篇一律:一对已婚夫妇离婚,与其他人调情,然后再婚。故事的教训?有时候你不得不失去爱情,才能找回它,回到绿色世界是重新开花的关键。
“这都是因为你,”凯特哭着说。“谢谢你。”
现在,我和贾斯汀也都流泪了,其他食客都疑惑地盯着我们看。
我们坐下后,他们为我讲述了重聚的故事,言语之间互相接话,就好像他们已经结婚多年。有一天,贾斯汀在偶然遇见凯特的一位朋友后,就发短信给凯特,想同她打个电话。然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订了一个跨越大西洋的航班去看她。他从酒店房间打电话给她,问他是否可以过去拜访。她本来再过一个月后就要结婚了,但三天后,她搬出了与未婚夫共享的公寓。
我感到一阵内疚,那个可怜的人!
倒还好,她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尴尬多年,她一直想方设法推迟或取消婚礼,但邀请函已经发出,大厅和餐饮服务也已预订。她不知道如何化解自己的纠结,而又不让大家失望。
贾斯汀几乎是在最后时刻到了她的门前,如果那时没能大声说出来,就要永远保持沉默了。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两人已经同居了。
此后不久,我让他们过来吃饭,向他们介绍了这位痴迷于花朵的艺术家,他们的重聚有一半要归功于他。我和他没有成为一对,这让我痛苦和懊恼,但他发给了我一幅他正在绘制的涂鸦之后,我们找到了相处的方式——成为亲密的朋友,甚至一起创作艺术。
事实上,我们刚刚签署了一份合同,一起创作三本书:《成年ABC》、《为人父母ABC》——对了,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爱的ABC》。
“那个涂鸦是什么?”凯特问道。
我给她看了我iPhone上的图画。
“那些是卵巢吗?”她笑着问。
“或者是种子,”我说。“或者是花蕾,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这些都是爱产生爱,再产生爱的非常合理的解读。我们那天晚上都围在我的桌子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吗?因为真正的爱一旦盛放,将永远不会消失。它可能会随一张纸而错失,或转变为艺术品、书籍或孩子,或促成另一对眷侣的重聚,却无法抓住自己的相遇。
但是,它总会在那里躺着,等待一缕阳光,去破开解冻的土壤,并坚定且坦然地存在于我们心中和世界上。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ex 版



2015-12-20 23:16:23

主题: 中国同性恋大学生与教育部官员对话
--中国同性恋大学生与教育部官员对话--
Chinese Student Protesting Books’ Stance on Homosexuality Meets with Officials
 
 
11月24日,中国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进入北京的一所法院,表达了获得公众接受的诉求。具体来说,一名学生要求教育官员从书籍中删除把同性恋称为疾病的描述。
这个会议是在北京城郊的工业区丰台的一所法院里举行的。在此之前,大学生秋白(化名)已在中国南方开展了数月的活动,要求教育部修订或删除冒犯同性恋的教材和课程材料。二十多名支持者不顾寒冷刺骨的天气,聚集在法院的混凝土建筑外,挥舞着标语牌和彩虹旗。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争取对话机会,今天终于是拿到了,”会面之前,20岁的秋白对记者和支持者说。她戴着一顶绵羊形状的毛线帽。
秋白的律师王振宇也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她与两名教育官员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没有达成协议。王振宇说,官员们自称教育部对高校选择教学材料没有发言权,但他认为,在中国这样拥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这种说法未免牵强。
不过他看到了光明的一面。
“教育部的人说他们看了所有关于案子的报道,他们也研究了同性恋到底是不是病,”王振宇说。“他们自己也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只有关注,才能处理问题。”
王振宇称,这次会面不是审判,而是法官促成的秋白和教育官员之间进行的一次讨论。秋白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省会广州市上大学。当她在广州提起的行政法诉讼被法院驳回后,就到北京提起了类似的诉讼。王振宇说,他和秋白将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不过,王振宇和其他支持者认为,即使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这次会面也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此事发生的背景是,对于倡导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的人士,包括女权主义者、人权律师和公民团体人士,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和拘禁。
“我们能够对这种教材立案,这个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王振宇说。“能够进入法院,有媒体在这儿来做报道,就说明这个话题正在慢慢放开,偏见就可以慢慢消除。”
王振宇还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范坡坡的律师。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讲述了一些母亲学会接受和爱自己的同性恋子女的故事。该片从一些中国网站上被删除之后,他于近期起诉了广电监管机构。
“整体来讲,NGO生存的空间在变小,”北京同志中心的执行主任辛颖说。她当天也在法院外的人群中。
“秋白和范坡坡这两个案子让我们也很吃惊,确实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做这样一些行动,”辛颖说。她还使用化名小铁。
秋白表示,她希望中国有关心理学和其他科目的教科书的内容能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观念同步。2001年,该学会将同性恋和双性恋从公认的精神障碍名单中去除了。但秋白称,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希望,就是改变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因为这些歧视迫使很多同性恋者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同性恋在中国并不违法,不过警方可以依据对同性恋人士不利的其他一些法规难为他们。敌意和不宽容让很多人难以公开用同性恋身份生活。
之前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困惑时,秋白曾在学校图书馆内搜寻相关书籍,希望能获得指引。但她发现,很多书把同性恋归为一种疾病或缺陷,需要治疗或克服,而不是被接受。她表示,自己看到的2001年后出版的五本心理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新的医学指导方针,而是把同性恋列为疾病。
“在中国,我们缺乏一个系统的性教育,更不用提多元性别教育了,”辛颖说。
“对于中国的同志人群,很难实现自我认同,因为没有其他渠道可以了解LGBT相关的知识,”她还说道。这里她使用了涵盖男女同性恋者的中文俗称“同志”。
去年,总部设在广州的同性恋校园协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在2001年后出版的提及同性恋的31本心理学教材中,有13本将同性恋列为精神障碍。
秋白的朋友和支持者彭燕辉表示,高校里的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也把同性恋描述为疾病。他陪同她去北京参加了那场法庭会议。
“公众态度是有进步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互联网传播信息的作用,”彭燕辉说。“理解是消除歧视的基础,所以如果教科书这样传播错误观念的话,就会加强偏见。”
彭燕辉别名杨腾(音),因去年在北京成功起诉一家心理诊所而为人所知。那家诊所为改变他的性倾向对他实施了电击。他说,自己的家人在读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时才发现他是同性恋,之后渐渐接受了这一点。
秋白则表示,她的家人在得知她是同性恋之后,拒绝接受。
“很难让父母那一辈接受,”她说。“我在做的是消除社会对于同志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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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1 00:07:49

主题: 促进老年心理健康的秘诀:1、2、3、4、5.
【促进老年心理健康的秘诀:1、2、3、4、5.】
  
促进老年心理健康的秘诀归纳为:一个中心、二个要点、三个忘记、四老、五要。

【一个中心:以健康为中心】
老年人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心身健康。老年人心身健康了,就不会给社会和家庭造成负担,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和家庭做贡献。一个心身健康的人,他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才能享受到生活给予的乐趣。

【二个要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
老年人应该活得更轻松一些、宽容一些。潇洒者,自然大方,轻松自如,不拘束;糊涂者,大彻大悟,淡泊宁心,不为琐碎事所扰。人生苦短,生命才是第一位的,何必斤斤计较那些生活中的无聊琐事?糊涂一点,宽容一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何乐而不为呢?
       
【三个忘记:忘记年龄,忘记疾病,忘记恩怨】
老年人不要总担心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也不要总回忆过去的恩恩怨怨。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过程,所以没有必要对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过分担忧。人生旅途中难免会有一些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恩恩怨怨,没有必要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斤斤计较。老年人应该放松自己,乐观地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四老:有个老伴、有个老窝、有点老底、有几个老友】
老年人一定要有个老伴,特别是男性老人。俗话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就是说,老夫老妻在一起生活是最好的,儿女再好也不如夫妻相互照应好,即使是新组合的老夫妻也比子女的照顾要好得多。老夫老妻在精神上相互安慰寄托,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关怀,是其他关系所无法替代的。夫妻间的感情沟通对养生保健非常有益。
老年人要有一个稳定的家、有一定的积蓄。这样,生活的安定才有基本保障。另外,有几个老朋友随时交流,可以丰富其社会生活。

【五要:要掉、要跳、要笑、要俏、要聊(唠)】
要掉。老年人要放下架子,保持一颗平常心,这对于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尤为重要。老年人离退休后,不要再讲我是某某长、我是老专家、我是老教授、我是着名艺术家,想当初我如何如何等。要把自己放在一名普通老百姓的位置,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问题和处理周围事物,心态才会平和,心身才会健康。
要跳。老年人要经常活动,而不是单纯指跳舞。“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可以增强体质,使机体充满活力,还可以调节情绪。
要笑。老年人要对生活充满乐观情绪,时时保持着愉快的心态。每天对着镜子笑几次,就会有好心情。
要俏。老年人的穿着要漂亮一些,让自身的形象更美一些,这样就会感觉年轻了许多,别人也会看到其焕发出的青春朝气。
要聊。老年人要经常与别人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封闭自己和孤独感是危害老年人心身健康的重要因素,是引起老年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的原因之一。聊天是一种最经济实惠而且又非常有益于心身健康的活动,对防治抑郁症和痴呆均有益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5-12-11 00:05:06

主题: 怀旧:有益你的身心健康
【怀旧:有益你的身心健康】

 
   一张照片、一个初吻或是一件珍藏已久的信物,都有可能激起我们的怀旧之情,令我们对一段时光或一个地方产生难以名状的情愫。我们都知道这种感觉:那是一种被往昔时光勾起的甜蜜忧伤。如果用颜色来描述,它似乎也总是一成不变地呈现着相似的色调,有时是褐色,有时是玫瑰色,还有的时候可能如晚霞般泛着金黄。

“怀旧”(nostalgia)这个词最早是瑞士内科医生在17世纪末发明的,用于描述士兵们的某种思乡之情。但如今,它早已不再单指思乡(也不再仅仅适用于瑞士士兵)。倘若过于怀旧,可能会变得多愁善感或放纵难抑。
但除了多愁善感外,怀旧或许还有其他作用。心理学家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认为,怀旧或许扮演了一种我们与其他的人或事建立联系的资源,让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减少恐惧,明确目的。
塞迪基德斯的想法源自恐惧管理理论(TMT),这大概比多数心理学理论都要性感8,000倍,它的前提假设是:人类的主要心理需求就是缓解对死亡的恐惧。这种理论的根基源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因而与许多现代心理学理论存在一些差异,后者更多地吸收了世俗的灵感——例如将思维视作一台电脑。
一张老照片或许可以勾起对一段时光或一个地方的甜蜜忧伤,但怀旧或许不仅仅意味着多愁善感。
2008年发布的一项实验使用了一种标准方式来测试恐惧管理理论:让受测者思考自己的死亡,然后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例如:“简单描述一下当你想到自己的死亡时所产生的情绪。”(对照组的问题是思考牙痛或其他令人不快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不会危及生命。)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要缓解对死亡的恐惧,方法之一就是更加坚定地认为生命还有更加广泛的意义。所以,当他们介入之后,便要求参与者阐述自己对某些说法的认同程度,例如:“生命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或“生命中的一切努力都是无用而荒谬的。”他们根据答案判断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
受测者的反应取决于他们怀旧程度的高低。研究人员发现,提醒参与者想到自己的死亡可能会增强他们的虚无感,但只有那些自称不太可能沉溺于怀旧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自认为比普通人更喜欢怀旧的人不会因为与自己的死亡有关的负面想法而受到影响(与对照组一样,他们认为生命很有意义)。
后续实验表明,喜欢怀旧的人不太容易受到死亡想法的困扰,也不太容易感到孤独。根据这个观点,怀旧与软弱和沉溺有着很大差异。研究人员称之为“意义来源”,这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
怀旧将记忆中的积极情绪存储起来,让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获取这些回忆,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利用这些回忆来改善我们的心理感受。正是这些对过往时光的强烈感受,帮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面对未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2015-12-11 00:03:50

主题: 为什么音乐会勾起我们的回忆?
【为什么音乐会勾起我们的回忆?】

 
   《旋律舞者》(Rhythm Is a Dancer)是这样一首令我思如潮涌的歌曲。
它是德国欧陆舞曲组合(German Eurodance )Snap!的一首歌。有一年夏天,我周游欧洲各国,常常听到这支曲子。如今,我只要听到其中的一句歌词——“它是你灵魂的伴侣/无处不在”——旅程中的深夜与沙滩便会霎时间跃入脑海中。然而,如果不听这首曲子,自己刻意地尝试回想那个假期的所见所感,那我将无法像有它相伴时那样,一下子就置身其中,思绪万千。这般感受,人皆有之:几十年后,再听当年的那首曲子,你好似乘上了时光穿梭机,飞回到那个特定的时刻。你的所见所感,仿佛身临其境。音乐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充满了力量。对此,新的研究正视图解密这些记忆是如何起到治疗效果的。人们早已用它来协助医治老年痴呆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
        数千年前来,音乐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助记手段。自传式记忆和口头历史记录专家大卫·C·鲁宾(David C Rubin)在其开创性著作《口头传统记忆》(Memory in Oral Traditions)中解释了诸如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The Iliad)和《奥德赛》(The Odyssey)等史诗般的故事是如何通过诗歌的形式口头流传下来的。在有人落笔记录这些故事之前,它们已被大家吟诵、歌唱。口头传统取决于记忆。
在人脑中,海马体和额叶皮层是与记忆相连的两大区域,它们每分钟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所以,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不是人们想回忆,就能回忆起来的。而音乐有助于增进记忆,是因为音乐有节奏和韵律,有时可以提供暗示、释放信息。正是歌曲的结构、旋律以及其歌词所勾勒出的意象帮助我们记住它。
时至今日,这种技巧依然重要。神经科学家分析与记忆力相关的大脑机制,发现配上音乐的字词是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只要想想:“A,B,C,D,E,F,G,跟我一起唱吧。”它很可能属于头几首你会唱的歌。将文本配上音乐、唱成歌,比干巴巴地把它讲出来更容易让人记住。试着记住各种配着曲调的东西,你的记忆力会因此而变强:“现在,我已经唱完了字母歌。”
一切尽在脑海中
由此,音乐和记忆之间存在关联。然而,为什么当我们听到某首特定的歌曲时,会有心潮澎湃的感觉,而不仅只是能够将其中歌词倒背如流?一听到《旋律舞者》,我就会想起头一次没有父母陪伴而独自远行的那种奇妙感觉以及途中的所有乐趣;同样,其中的歌词也会重现脑海,但也许我该补充一句,这些歌词并不是特别合我的意——因为它们味同嚼蜡,或者说简直糟透了。有位评论家把“I'm as serious as cancer when I say rhythm is a dancer”这句称为“史上最烂歌词”。可是,它却能唤起我心底深处的情感。
记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包括了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外显记忆是一种有意识的记忆,指人们刻意回想过去的情形,通常由这样的问题而引发:那年夏天我在哪里?我在和谁一起旅游?而内隐记忆则是一种更具反应性的无意识记忆。
“记忆有很大一部分在潜意识中发生,”作曲家兼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播音节目主席的罗伯特?斯奈德(Robert Snyder)对我说道。“有一些方面的记忆的发生是隐而难见的,亦即处于意识之外”。另外,他还说到:“内隐记忆系统和外显记忆系统跟大脑的不同区块相关”。阿尔兹茨海默症等疾病破坏的是外显记忆系统。相形之下,内隐记忆系统更为强健。斯奈德解释说:“人们往往将能在自身无意识之时发生影响的事物看成是浑厚有力的”。换言之,内隐记忆既令人心潮涌动,又牢固而持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音乐唤起的记忆一般出自于我们人生的特定时期。曾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比往后年月中的歌曲更能让我们重返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光阴。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记忆高峰,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渐渐学会独立自主,它是我们生命中尤为重要且精彩纷呈的时刻。一切都别开生面,意味悠长。在那之后,生活就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音乐可以勾起我们的感情,而尽管歌曲的声音和所营造的气氛也很重要,但却并不一定会决定听者的主观感受。一首悲伤的歌可能会使我们回忆起一段开心的时光,反之亦然。
我们生活的音轨
往往是流行音乐,勾起了我们对人生中这段时光的回忆。为什么呢?嗯,首先得说,不管是否出于我们的选择,这些乐曲在时代大背景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收音机、酒吧、俱乐部和卧室里总会放一些时下的音乐作品,而且这些曲子几乎都碰巧与某个特定时期相关联。此外,流行音乐风靡于某个特定的时代。例如,听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你就会发现自己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有一些更为抽象难解的音乐作品,比方说西方古典音乐,它已经离自己初创的时代越来越远,而且可能会越发难以辨认。
《普鲁斯特效应:感官乃通往逝去记忆之门》(The Proust Effect: The Senses as Doorways to Lost Memories)一书的作者克雷蒂安•范•坎彭(Cretien van Campen)对不同感官唤醒记忆的方式进行了研究,比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中的玛德琳蛋糕之于作者本人的魔力——只要咬上一口这香甜的蛋糕,它那独特的香味、色泽以及它所营造的气氛,就会使他重返童年时代。尽管坎彭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研究大脑,但他对人脑外部状况的所进行观察有巨大的价值。他指出:“气味的不同是因为它是个体的记忆,然而,我们对音乐的体会中,有一些非常群体化的东西。我们往往和小伙伴拥有共同的关于音乐的记忆。”我们一起听音乐。派对上,我们一边跳舞、与朋友交谈,一边听着音乐。我们相约一起去听音乐会或者演唱会--。而正是因为音乐是我们的社交生活(常常是与至关重要的那几位一道度过)的一部分,所以它特别有意义。的确,我们常常为诸如葬礼或婚礼这些关乎人生大事的重要场合奏乐或者谱曲。
通常,受过脑外伤的人记忆力方面会有问题。而音乐可以帮助他们回想起一些本已遗忘的特别时刻。对那些备受痴呆症折磨的人来说,倾听年轻时听过的音乐可以使他们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坎彭还强调了音乐对抑郁症患者的价值。它能帮助抑郁症患者回想起那些痛苦的人生片段,而其实这些时刻并一定像他们原本想的那么糟。“抑郁症患者常常感觉生活中似乎充满了扫兴的事情。”而听音乐,回想多姿多彩的往事,“可以帮助他们记住更加多元化的人生经历”。他特别提到,这些经历并不总是积极的,“但它们可能会更加全面”。音乐无法根治抑郁症,但它或许可以协助抑郁症患者痊愈。
展望未来,坎彭感到十分乐观:“现在,人们很怕忘事儿,非常担心记忆力有问题。但好就好在,如今我们正着手采取措施,帮助记忆。”
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这将是悦耳的佳音。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sycholog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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