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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滔天罪行,死刑是最好的办法吗?
[版面:社会学][首篇作者:caiyunzhinan] , 2019年02月18日01:14:31 ,144次阅读,0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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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iyunzhinan (去大理), 信区: Sociology
标  题: 面对滔天罪行,死刑是最好的办法吗?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Feb 18 01:14:31 2019, 美东)

“平庸之恶”是一个已经在中国泛滥的词语,似乎人们遭遇的任何不公都可以套用这个
概念加以诠释。然而,“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却绝非简单的“平庸”或“冷漠”“
凶残”之类的形容词可以解释。

平均一个纳粹只为杀人坐三小时牢

《科里尼案件》的篇幅不长,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一个名叫科里尼的人杀害了一个名叫
汉斯·迈耶的老人,被捕后,科里尼对自己的犯罪行径供认不讳,年轻律师卡斯帕·莱
能被指定为这个凶手辩护。现场证据确凿,一切看似都只是走个流程。但莱能在调查过
程中发现了幕后的隐情——被害者汉斯·迈耶在年轻时曾经是一位纳粹军官,并曾下令
处决科里尼的父亲。于是,这个凶杀案变成了一次报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究竟是正
义的,还是恶的,科里尼究竟是有罪,还是不应受到惩罚,死去的汉斯·迈耶又是否死
有余辜,这就是小说《科里尼案件》思考的核心问题。

该书的作者席拉赫有着长达25年的律师经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放弃了过度的文学
技巧,转而用不带修饰的、富有思辨力的语言讲述着罪与罚之间的概念。在对谈正式开
始前,席拉赫为现场的观众朗读了原文中描写尸体解剖的段落,这些部分是由中国作家
阿乙挑选出来的,在谈及为什么选择这些片段时,阿乙说在中国很难见到这样精细的写
作,“大家朗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词叫‘汇污箱’,我相信所有的亚洲作家都不
会写到这个词,只有一个对写作非常追求、非常认真和细致的,以工业化态度来写作的
,以工匠态度写作的作家才会把这个词找回来”。

而在描写外,席拉赫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罪恶与法律的问题。《科里尼案件》矛盾的主
要爆发点设置在法庭上,两位律师互相进行辩论,其中,为死者汉斯·迈耶进行辩护的
律师说了一段台词,他表示在二战期间,德军和盟军都有屠杀民众的行径,而且在当时
的德国,许多人都杀害过别人,汉斯·迈耶并不比别人更有罪,况且,他在“国际法允
许的范围内”屠杀,他从来不伤害妇女和儿童,所杀害的民众都是二十四岁以上的成年
男子,他在战后已经受到了相应的审判,如今,追诉期已过,今天的人们要关注的就是
“科里尼案件”,而不是被害者曾经参与过大屠杀。

这些冲突都是席拉赫在生活中真实感受到的。他有一个曾担任纳粹军官的祖父(不过这
个祖父在他四岁的时候便搬离他处,直到他去世,席拉赫都没有什么太多见面的机会)
,在这个背景中,他真实地感受到了二战结束后,审判纳粹时所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
。而这些问题,也彰显着法律的无助。“德国在1945年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刑事案件
的审判活动。但是比较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员,当时纳粹在战后,战前战后
的司法人员没有变,也就是说包括司法官、司法人员都是同一拨人,也就是说同一拨人
需要在战后对第三帝国中犯罪的罪行进行清理。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很多很多的判决非
常的柔和,特别是进行了大量屠杀的罪犯,他们的量刑都不够。据统计,他们监禁的时
间,大概每杀一个人坐三个小时的监狱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里,很多罪行都已经失去了追诉的时效,当时联邦法院有
一名法官颁布了一个法律,让严重的纳粹罪行由于法律的改变失去了追诉的时效,这个
事情在历史上很多的联邦议员都认为是不对的。很多的罪行,滔天的罪行,都被柔和化
,如果今天来看的话,就像是犯了一个交通违法这种罪行一样。当时联邦议员也没有对
法律的改变进行详尽的探讨,直接把这个法律颁布了。所以一旦颁布之后,大部分纳粹
的罪行都失去了追诉的时效。”

“如果今天说第二种罪责,第一种罪责就是纳粹犯下的罪行,第二罪责就是犯下罪行之
后对于罪行没有进行足够的惩罚。”

那么,应当判处凶手死刑吗?

罪行是存在的,在它发生之后,除了精神层面的忏悔,法律形式的惩罚也极为必要。但
后者在今天却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如何在审判中确保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假如按席
拉赫所言,忠实履行纳粹德国时期制定的法律,无疑是对人权的践踏;可是当人们要求
人权在法律之上的时候,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混乱,因为普遍的法律秩序会遭遇破坏。

“如果我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公正的,我是否要去遵循这个法律,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问
题”,席拉赫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应说,“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的时候有朋友去搭救他,但被苏格拉底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法律
的尊严不能被随意践踏。“他说的话当中,有句话是个真理,就是说即便知道这个法律
制定得是不公平的,它是错误的,但是只要它被通过了、国家通过了、政府通过了,虽
然是非常愚蠢的法律规定,但是每个人必须要遵守,如果大家各行其是不遵守法律,整
个社会都会陷入崩溃”。席拉赫也和苏格拉底抱有相同的观点,即法律秩序不能随意被
个人破坏。但是,在这个看似严苛冷漠的秩序中,依然留有人性的余地。他又谈及了柏
林墙时期“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即使当时的法律规定士兵可以射杀翻越柏林墙的
平民,却没有士兵选择开枪。这个自由选择的余地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文学
为何拥有普世价值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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